東羅馬鎏金銀盤

　　鴟鳥形金飾片

　　旋紋圈足三聯彩陶杯

　　翼獸形提梁盉

　　鳥紋渦紋彩陶罐

　　安息鉛幣正面、背面

　　鏤空鞘青銅短劍

　　人頭形銎銅戟

　　蜻蜓眼琉璃珠

　　玉人形鏟

　　條形鳥形罐

　　鷹首桿頭飾

　　三彩鳳首壺

　　四羊首青銅權杖頭

　　辛 欣

　　絲綢之路從東到西橫跨甘肅全境，甘肅不僅是古代中國通向西方的門戶，也是東西方交往的主干道和最活躍的地區之一。這里東鄰關中，西通西域，南通巴蜀，北抵大漠，不僅是人們貿易往來、文化交融的重要孔道，是游牧文化、西域文化的交匯之地，還是連接古代東西方世界文明的樞紐，因而甘肅也被譽為絲綢之路的“黃金段”。

　　得益于絲綢之路的溫潤和滋養，古代的甘肅成為我國對外開放交流的前沿地帶，是溝通歐亞文明交流的重要紐帶，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做出了突出貢獻，也留下了無數璀璨的歷史文化瑰寶。在歷史進程中，西傳東漸，中西文化多方位、多渠道地接觸與交流逐漸加深，許多出土的文物成為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貴遺存和重要見證。本期帶大家發現絲綢之路上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

　　早在絲綢之路開通之前，甘肅大地的先民們就已經開始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與交流。新石器時代，以彩陶為代表的早期中國文化以陜甘地區為根基，向河西走廊、新疆乃至中亞等地拓展滲透，而西方文化亦順此通道反向流播，成為當時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這條路被稱為“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對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考古研究發現，從大地灣文化產生彩陶到馬家窯文化鼎盛時期，由于受到游牧民族傳播而來的中西亞文化的間接影響，馬家窯文化中的陶器，如馬家窯文化的旋紋圈足三聯彩陶杯、條紋鳥形罐等，其紋飾、器形與同時期東歐和西歐的彩陶有相似之處。辛店文化的彩陶紋飾和器形雖受到商周文化的影響，但其器物上的日月圖案、畜牧紋飾等，則與中亞、帕米爾地區器物圖案相似。

　　1976年在甘肅玉門火燒溝遺址出土了一件四壩文化的四羊青銅權杖頭。權杖頭形似橄欖，上下貫通，有圓形的銎孔，器身對稱裝飾四個圓雕的羊頭，羊角旋曲內彎，頭微微下俯。四羊的設計精巧細膩，獨具匠心，顯示出了當時工匠們高超的技藝。無獨有偶，在永登縣樹坪公社也出土了4件鷹首桿頭飾。整體造型為鷹的形象，鷹圓目，嘴巴粗短，喙寬厚彎曲，頭部雕刻勾云狀耳朵和鱗形羽瓣，頸部兩側有對稱的方形釘孔。這4件鷹首桿頭飾設計簡潔明快，造型生動逼真，完美地展現了鷹桀驁不馴的氣質。

　　權杖是古代貴族、部落首領或氏族酋長彰顯身份、地位和威嚴的象征，遠古時期的西亞、中亞都有權威人士執權杖的習俗。權杖頭這一特殊器具在我國發現數量不多，僅在甘肅、陜西、新疆等地有出土。就目前的研究來看，年代較早的權杖頭集中發現于古埃及、近東、安那托利亞、黑海及里海周邊地區，時代最早可上溯到距今5500年或更早。我國最早發現的權杖頭為甘肅西和縣寧家莊的彩陶權杖頭，及秦安大地灣出土的漢白玉權杖頭，距今5500年—5000年。權杖頭的出土，從側面揭示了甘肅與中亞之間曾有過的文化交流史實。

　　1972年，靈臺縣百草坡的西周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鏤空鞘青銅短劍。短劍劍身呈柳葉形，劍莖平直，劍脊飾夔紋和斜三角紋飾。劍鞘以回環纏繞的鏤空蟠蛇紋構成，蛇身飾細線紋，三角形蛇頭，蛇雙目凸起，鞘口兩側有一對向背的圓雕佇立犀牛。劍鞘上的透雕裝飾與西亞遺址中出土的環形馬具上的裝飾十分相似，受到了亞洲內陸藝術風格的影響。墓葬群中還出土一件人頭形銎銅戟和玉人形鏟。人頭形銎銅戟，人頭濃眉巨目，披發卷須，高耳巨鼻，臉頰有“ ”形紋飾。頸部有橢圓形銎，援基飾一牛首，內部飾牛頭紋。玉人形鏟，玉人圓雕，長臉，闊鼻，深眼窩，大耳，厚唇前突，雙手下垂捧腹，兩腿間呈“8”形鏤空，發辮虎首蛇身盤成堆髻。綜觀人頭形戟上人物的面貌和玉人的形象，顯然不是華夏人的相貌，他們具有歐羅巴人的面相特征，很大可能是屬阿爾泰語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樣貌寫實。

　　20世紀90年代，隴南市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一批金飾片，這些金飾片紋飾多樣、數量豐富，做工精細。但當時此地并不盛產黃金，所以對于黃金的來源眾說紛紜。后有學者經過研究推測出，秦人約在公元前8世紀或公元前9世紀與西域各國甚至西亞有交通貿易往來，這些黃金極有可能來自于阿爾泰地區。這些金飾片的出土進一步印證了甘肅與西亞之間的交流往來。在張家川的馬家塬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戰國時期的金飾片，其中一些金飾片的圖案與斯基泰文化和巴澤雷克文化風格十分相似，這說明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這種外來的文化因素的影響已經產生。

　　平涼廟莊戰國墓葬遺址曾出土過幾十顆蜻蜓眼琉璃珠，這些琉璃珠外形呈藍色、半透明狀，外表有一圈圈藍色圓點和白色圓圈組成的“魚目紋”，色彩絢麗。蜻蜓眼是戰國時期用火燒制并用鑲嵌工藝制作而成的鉛鋇玻璃裝飾珠，珠子上疊加有很像蜻蜓復眼的圓圈。蜻蜓眼琉璃珠最早出現在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大致與商朝的中前期處于同一時代。

　　除此之外，在平涼市涇川縣涇明鄉還出土了一件戰國時期的翼獸形提梁盉。這件銅盉器身是一只四足翼獸，獸首微微昂揚，獸尾寬扁似鳥尾，四足矮粗，趾爪向前，圓潤的獸身為盉的腹部，腹部兩側繪以飛龍為雙翼。獸首后頸與短尾之間以條形提梁連接，提梁的首尾處分別鑄成龍頭和龍足形，盉蓋中心裝飾一鳥身獸足動物的為鈕。翼獸提梁盉整體設計精巧，造型、紋飾融合了多種動物的特征。該器物所用的翼獸形象，學術界普遍認為其原型為西亞神話中的神獸格里芬。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格里芬的形象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后，就已經出現于兩河流域，并向世界各地廣泛傳播。從器身上的龍紋、鳥紋等紋飾可以看出，這種翼獸形象在流傳至中國后都具有了中國特色的藝術形象。

　　蜻蜓眼玻璃珠和翼獸形提梁盉之所以會在平涼發現，與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平涼地處絲綢之路東段樞紐位置，是絲路重鎮、商貿旱碼頭及軍事要塞，歷史上各種不同的民族、宗教、思想文化在這里交流碰撞，互鑒共生。

　　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平涼成為絲綢之路北線東端的交通要沖和重要商埠，擁有得天獨厚的區域優勢。而在距離平涼130多公里的靈臺縣曾一次性出土了274枚外文鉛餅，這些鉛餅直徑5.5厘米，厚0.6厘米，重110克—118克。正面有形似蟠螭的浮雕，頭有觸角，背面陽鑄外文字母一周，內有二方形戳記。這些外文鉛餅保存完好，而且一次性出土數量如此龐大，這在全國都是罕見的。對于鉛餅上銘文的解讀，學術界說法較多，其中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的解讀最為客觀有據，他認為這些外文應是希臘語中“大王”“王中之王”“偉大”等這一類意思。這說明外文鉛餅作為外貿支付手段的貨幣，不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產物，也是西漢王朝與西域各國經濟往來的實物見證。透過這些外國文字，進一步見證了古代甘肅在絲綢之路經濟繁榮中的重要作用。

　　20世紀80年代，白銀市靖遠縣北灘出土了一件具有鮮明異域特色的文物，東羅馬鎏金銀盤。銀盤呈圓形，鎏金。盤內壁滿飾浮雕花紋，分3圈列置。外圈飾勾聯的葡萄卷草紋藤蔓，其間棲息30余只禽鳥等小動物。中圈外緣飾細小聯珠紋，內周環列12個頭像，頭像之間以禽鳥等動物間隔，12個頭像或為希臘神話中的奧林匹斯山12神（太陽神阿波羅、月神阿耳忒彌斯、天帝宙斯、處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戰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爾墨斯、春神帕爾賽芙涅）。中心為一高浮雕男性，卷發無須，身披長巾，右手持圖爾索斯杖，杖首為松果狀飾物，為希臘神話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羅馬時代又稱為巴卡斯，相傳他首創了用葡萄釀酒。酒神倚一花豹而坐，鼻梁凸出，側首張口，頸下戴花環，身上遍布圓斑。盤底圏足內有一行刻作虛點的銘文，銘文年代晚于做器年代。北京大學林梅村教授認為銘文是大夏文，意為“價值490斯塔特”或“價值490金幣”；中亞史專家馬爾夏克先生釋讀為“SYK”，推測為器物擁有者的名字縮寫。銀盤于公元2—3世紀原產于羅馬帝國，3—4世紀出口到大夏—巴克特里亞地區并刻銘，4—5世紀左右傳入中國甘肅。此件器物的出土地靖遠地處甘肅中部的黃河東岸，是絲綢之路進入河西走廊的北道要隘。從兩漢至隋唐，此地商旅往來頻繁，絡繹不絕，銀盤的發現見證了千載之前絲綢之路的熱鬧與繁華。

　　1972年甘谷縣楊家村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三彩鳳首壺。壺為鳳首直口，鳳眼圓睜，啄張噙珠，神姿英發。壺腹部橢圓，高圈足。鳳冠長伸至腹為柄，腹部兩面的中央雕塑著凸起四瓣形的團花，圈形器座上還雕塑著垂蓮瓣紋，并且精細地刻畫出頭部額下的毛羽、花瓣的脈絡。器身各部位，交錯地施繪鮮亮的赭紅、黃、青三種釉色，流光溢彩。

　　鳳首壺是由外來的胡瓶樣式更改而成，在唐初十分流行。三彩鳳首壺的造型吸收了波斯薩珊金銀器中有鳥蓋壺的樣式，三彩釉工藝和鳳鳥形象則是唐文化的特征。此壺巧妙地把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于一體，是唐三彩造型上的創新，也是絲綢之路商貿頻繁的縮影。

　　絲路漫漫，羌笛悠悠，絲綢之路上承載商隊的駝鈴聲雖已遠去，但卻遺留下無數璀璨瑰寶的歷史文物、文化遺跡，這些珍寶見證了古代甘肅在絲綢之路濃墨重彩的繁華。

　　（作者單位：甘肅省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