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丁家閘十六國時期墓葬壁畫《天馬圖》

　　萬馬奔騰 （資料圖）

　　□ 劉進寶

　　考察絲綢之路史，不能不特別關注中原面對西北方向的文化交流通道。漢代鏡銘有所謂“宜西北萬里富昌長樂”文字，或許體現了西北方向的“萬里”行旅與當時社會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富有積極意義的關聯。

　　人們注意到，自漢武帝時代起，這條通道的文化作用，因具有神異特性的“天馬”得到突出的歷史顯現。“天馬”，成為體現漢代東西交通史主流動向的文化符號。這也是隨筆集《天馬來：早期絲路交通》借用“天馬”為書題的緣由。

　　“馬匹進入新疆”與周穆王“八駿”西行

　　中原面對西北方向，后來被稱作“絲綢之路”的經濟與文化交流通道，其實在張騫之前已經存在。遠古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從早期陶器、青銅器的器型和紋飾就可以發現有關跡象。西域地區海貝的流入和美玉的輸出，都是非常典型的事例。原產于西亞和中亞的一些畜產品，亦可能經由西域地區傳入中土。

　　嚴文明先生曾經總結新疆青銅時代以后的歷史文化演進。他說：“隨著匈奴文化和漢文化影響的加強，新疆各地文化之間的交流更為頻繁，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通道的作用也日益顯現出來。早先是西方的青銅文化帶來小麥、綿羊和冶金技術。不久又趕著馬匹進入新疆，繼續東進轉入甘肅等地；甘肅等地的粟和彩陶技術也傳入新疆，甚至遠播中亞。這種交互傳播的情況后來發展為著名的絲綢之路。”

　　《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述周穆王“周行天下”事。出于汲冢的《竹書紀年》也有關于周穆王西征的記載。今本《竹書紀年》卷下寫道：“十七年，王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司馬遷在《史記》卷四三《趙世家》也記述：“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命駕八駿之乘”“造父為御”“馳驅千里”，以及“天子西征”“至于西王母之邦”“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等事跡，都可以理解為早期中西交通的見證。應當在西方馬匹進入新疆，繼續東進傳入甘肅等地之后，周穆王西行以“八駿”馳驅千里，實現了中原文化向西的傳播。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經萬里

　　《史記》卷二四《樂書》記載，漢武帝得到西域寶馬，曾經興致勃勃地為“天馬來”自作歌詩，歡呼這一盛事。漢武帝歌唱“天馬”的歌詩，《漢書》卷六《武帝紀》稱《天馬之歌》《西極天馬之歌》。《史記》卷二四《樂書》寫道：“（漢武帝）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

　　據《漢書》卷二二《禮樂志》記載，“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等文句，顯示“天馬”可以作為遠域文化交往之象征的意義。

　　“天馬”來路的三個空間層次

　　漢武帝時代在“西北”方向尋求“神馬”，曾經有三種出自不同方位的良馬，先后被稱作“天馬”。起初“得神馬渥洼水中”說，屯田敦煌的中原人發現當地野馬形態有與內地馬種不同的“奇異者”，被稱作“神馬”“天馬”。隨后漢武帝接受張騫出使烏孫之后烏孫王所獻良馬，命名為“天馬”。后來又得到更為壯健的大宛國“汗血馬”，于是把烏孫馬改稱為“西極”，將大宛馬稱為“天馬”。

　　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2冊標明，渥洼水在今甘肅敦煌西南。烏孫國中心赤谷城在今吉爾吉斯斯坦伊什提克，大宛國中心貴山城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卡散賽。“天馬”所來的三處空間方位，逐次而西。看來，當時人所謂“神馬當從西北來”之“西北”，是有越來越遙遠的變化的。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漢王朝出軍擊破受匈奴控制的樓蘭和車師。此后，又以和親方式鞏固了和烏孫的聯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和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為了打破匈奴對大宛的控制并取得“汗血馬”，漢武帝又派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率軍兩次西征，擴大了漢王朝在西域地區的影響力。

　　“天馬”“龍為友”

　　漢武帝對于“天馬”的歌頌，涉及行天之“龍”。《史記》卷二四《樂書》載錄《太一之歌》有“太一貢兮天馬下”“今安匹兮龍為友”句。《漢書》卷二二《禮樂志》作“今安匹，龍為友”。顏師古注引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效也。”

　　名將馬援曾說：“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馬”與“龍”作為“行地”與“行天”體現最優異交通能力的物種相并列。這樣的意識應當產生于草原民族特別尊崇馬的理念基礎之上。秦人注重養馬。據《史記》卷五《秦本紀》，“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后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在他們的世界中，馬是最好的祭品，與“龍”有著某種神秘關系。

　　“天馬”的軍事史意義、交通史意義和文化史意義

　　馬政開發對于漢王朝軍力的增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漢與匈奴軍事對比的弱勢，首先表現在騎兵的戰斗力方面。中原人從草原得到好馬，是淵源悠久的民族交往形式。伯樂、九方堙為秦穆公求“天下之馬”的故事，書寫了中國古代養馬史重要的一頁，也可以看作漢武帝時代“天馬”追求的歷史先聲。

　　人們自然會注意到，“天馬”西來，所經行的正是張騫使團的路徑。當時，據說“殊方異物，四面而至”“賂遺贈送，萬里相奉”。新疆羅布泊地區出土漢代錦繡圖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正體現了當時漢文化面對世界的雄闊與胸襟。“天馬”作為一種文化象征，既體現漢代中西交通取得歷史性進步的一種標志性符號，又體現著以英雄主義為主題的志向高遠、視界雄闊的時代精神。

　　“天馬徠，從西極”，對于中原社會的文化生活也有積極的作用。楊泓《美術考古半世紀——中國美術考古發展史》指出：漢代“具有藝術效果的雕塑品，許多被安置在都城長安的宮殿池苑之中。”“至于大型青銅動物雕塑，有武帝得大宛良馬后鑄造的銅馬，立于魯班門外，并更名為‘金馬門’。”來自西域的“西極馬”和“天馬”，對漢代造型藝術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從漢武帝時代到東漢時期，“駿馬雕塑都一直以‘天馬’為摹寫對象，不論是陶塑、木雕還是青銅鑄制，也不論是出土于都城所在的西安、洛陽地區，還是河北、甘肅，乃至四川、廣西，駿馬造型都顯示出‘天馬’的特征，匹匹都塑造得體態矯健，生動傳神”。“天馬”以其俊逸雄奇，成為漢代文化風格的典型代表。

　　（《天馬來：早期絲路交通》，劉進寶主編，王子今著，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