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簡介

　　1990年出土于敦煌懸泉置遺址。木簡一枚（簡號Ⅱ90DXT0112③:103），該簡完整。長15.8、寬0.8、厚0.3厘米，紅柳材質。一行書寫。此簡左側有刻齒并標注“符”字，推測可能為出入符的一種，用以表明主人身份。簡文正面記載了千乘里譚賢占有的田畝數為一頃七十八畝，及其附近的水渠名稱為官渠，此簡也從側面反應出了漢代敦煌郡水利工程的完備與百姓社會生活密切的聯系。現藏甘肅簡牘博物館。

　　簡文大意

　　此簡記載了千乘里譚賢占有的田畝數及其附近的水渠名稱，以此來作為出入關的身份證明。張俊民認為此類簡長度較一般簡牘的23厘米稍短，約相當于漢代六、七寸，與當時所謂的“六寸符”相當；其寬度與一般所謂的“札”接近，可能具有“符”的功能。袁雅潔在此基礎上提出此類符可稱之為“田關外以符出者”簡，可能屬于“出入關符”的一種，其與吏及家屬出入符之間有密切的聯系。

　　《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又《玉篇·竹部》：“符，符節也，分欲兩邊，各持其一，合之為信。”根據對傳世文獻和出土簡牘的整理與研究，符的種類有很多，常見的有虎符、出入符、詣官符、日跡符、警候符、竹使符等。李均明認為“簡牘所見符，通常為具有某種權利或執行某項任務的信用憑證。”根據對出土懸泉漢簡的整理研究，一般此類簡側面都寫有“符”字，且留有刻齒的痕跡，說明曾被一分為二，需要合二為一方可驗證，因此具有合符勘驗的功能。而作為出入符的一種，其內容至少包括出入關者的籍貫、姓名和田畝數等信息。

　　閱“牘”延伸

　　水利是農業生產的命脈，自漢武帝在河西地區大規模屯田墾殖，河西地區水利設施也不斷增加完善。凡屯田所在之處，必有水渠作為配套設施出現，水利的興起和使用為農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從出土簡牘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漢代河西地區水利建設與百姓日常生產生活之間的密切聯系。

　　如肩水金關漢簡中保留下來了距今兩千多年前漢代居延地區農田灌溉的登記簿：

　　居延=水本始四年涇渠延袤溉田簿？　73EJT3:57

　　此簡出土于肩水金關遺址，從簡文內容看應當是漢宣帝本始四年（前70）居延地區涇渠灌溉的長度及灌溉農田數字的統計登記簿。這條簡文不僅說明了漢宣帝時居延地區已經修建了一定規模的水利工程用于農田灌溉，還表明農業用水在河西地區作為稀缺資源往往由政府統籌管理，用以維持灌溉秩序、處理用水矛盾等。

　　同樣，在懸泉漢簡中也有記載水渠灌溉田畝的簿書。

　　高渠田八頃五十一畝　Ⅱ90DXT0113①：8

　　官渠田五十八頃卅二畝？　Ⅱ90DXT0113③：18+48

　　這兩枚簡出自敦煌懸泉置遺址，簡文分別記錄了敦煌郡“高渠”和“官渠”灌溉的土地畝數，也體現了漢代在敦煌地區水利廣泛應用于百姓日常農業生產之中。

　　此外，在懸泉漢簡中還有一些關于水渠命名與排序的記載：

　　民自穿渠，第二左渠、第二右內渠水門廣六尺，袤十二里，上廣五。　Ⅱ90DXTⅡ0213③：4

　　續穿第一渠。東端袤二里百步，上廣丈三尺二寸至三寸，丈二尺八寸，深二尺七寸至八尺。　Ⅴ92DXT1312③：17

　　以上兩枚簡均出土于敦煌懸泉置遺址，簡文中水渠的名稱有“第二左渠”、“第二右內渠”、“第一渠”等，這些水渠名稱命名顯然是按一定順序排列的。高榮先生根據居延漢簡中“第五渠”（EPT52：363）的記載，推測認為以“第一”、“第二”、“第五”命名的渠道為主干渠，而以“左”、“右”、“內”、“外”命名的渠道為主渠道之支渠。鄭炳林先生根據懸泉漢簡和敦煌文書的記載，提出西漢時期敦煌郡開鑿的很多水渠，基本都見載于敦煌文獻中，這些水渠又都可以追溯至西漢時期開鑿使用。如敦煌文書P.3560《敦煌行水則》中記載有“小第一渠”，P.3877號記載“城東二十里第一渠”，P.3396載有“大第一渠”、“第一渠”等。

　　敦煌文書P.3560《敦煌行水則》丨圖源IDP國際敦煌項目

　　此外，河西地區水渠的日常維護和治理也是官府和戍卒的一項重要考課內容。在肩水金關漢簡中就有官方組織的治渠活動：

　　積百廿人治渠，往來百廿里，率人治一里　73EJT21:142

　　簡文大意是說政府召集了一百二十人來治理長一百二十里的渠道，平均每人治理水渠一里。“治渠”就是對水渠的維護治理工作，通常為清理河道淤塞，保證渠道的正常灌溉和使用。而從出土漢簡的記載中可知，一般河渠的治理在春秋兩季，具有一定的季節性特征。如下簡所載：

　　永平七年正月甲申朔十八日辛丑

　　？春秋治渠各一通出塊糞三百桼？

　　麥十石文華出塊糞少一□以上

　　畝以上折胡麥十石文華田六畝　（一）

　　？平人功為一石若文華□□□□？

　　沽酒旁二斗　（二）（《敦煌漢簡》2418）

　　此簡為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時在敦煌所獲，簡文大致是說東漢明帝永平七年（64）正月十八日，當時有春秋治渠各一通的活動，要求清理出塊糞三百七十余枚，而簡文中名字叫做“文華”的人，清理出的塊糞并未達到規定要求，因此要以胡麥作為折算，此簡清晰揭示了漢代敦煌郡治渠“春秋治渠各一通”的季節性特征。無獨有偶的是在敦煌懸泉置出土的《四時月令詔條》墻壁題記同樣有春秋兩季節治理河渠的要求。

　　《四時月令詔條》墻壁題記|甘肅簡牘博物館藏

　　季春月令云：

　　修利堤防。謂[修筑]隄防，利其水道也，從正月盡夏。

　　道達溝瀆。謂□浚雍塞，開通水道也，從正月盡夏。

　　孟秋月令云：

　　[完隄]防，謹雍[塞]……　·謂完堅隄□……

　　[備秋水□……]

　　根據《月令》的記載，通常要求季春“修利堤防、道達溝瀆”。由于季春時節北方開始雨水增多，為了不使河道壅塞，因此需要在雨季來臨之前疏通河道，保證河道的暢通無阻；到了孟秋時節由于秋雨連綿，仍需要修繕完備堤防，防止洪澇災害，從而再次加強堤防。

　　最后，河西地處西北邊郡，經常要遭受來自匈奴的威脅，而水利設施作為漢地日常農業生產的重要設施同樣面臨危險。在肩水金關漢簡中就有“昏時出關，護渠”（73EJT1:144）的記載，說明官方常常會派遣人員對渠道進行保護，以此來保障渠道的正常使用，防止水渠遭到破壞，維持邊地農業正常生產。

　　參考文獻：

　　[1]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2]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懸泉月令詔條》，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3]高榮：《漢代河西的水利建設與管理》，《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2期；

　　[4]張俊民：《懸泉置出土刻齒簡牘概說》，《簡帛》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馬智全：《漢簡反映的漢代敦煌水利芻議》，《敦煌研究》2016年第3期；

　　[6]袁雅潔：《<懸泉漢簡（壹）>中出入符初探》，《敦煌研究》2020年第5期；

　　[7]鄭炳林，許程諾：《西漢敦煌郡的水利灌溉研究》，《敦煌研究》2022年第4期。

　　[8]江志：《漢、唐時期河西地區水利研究》，江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