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巡禮馬銜山玉文化與文學融合發展考察活動

《禹王書》：文明溯源、詩性智慧和詩性真實的有機統一

鄭瑩

　　與當代其他作家類似，馮玉雷亦通過重述神話來實現社會關切、文化尋根、技藝創新和文化激活等目的，然而，強烈的啟蒙主義意識已不再是當今“重述神話”敘事選擇的核心主旨。《禹王書》的獨特性在于，它巧妙地借助“重述神話”這一方式，通過文學審美的視角深入文明探源，從宏觀層面介入并助力于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與文化認同感的建構。更值得一提的是，馮玉雷成功地將神話敘述技藝與歷史敘述筆調相結合，將歷史考古、現實生活、民俗信仰等多元文化形態巧妙融入《禹王書》的審美視野之中，有效規避了當代“重述神話”創作中常見的“學術缺失”等弊病。

　　其一，神話敘述與歷史筆調的互文性呈現。主要表現為不僅在神話敘述中巧妙地注入歷史背景，同時也在歷史敘述中映射出神話原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拘泥于史料文獻、神話傳說的“真實性”與“科學性”，而是在不失文學虛構色彩的基礎上，充分借鑒古代史傳文學創作技法，來實現神話原型和史料文獻的跨界融通，最終達到一種詩性的真實。與蘇童、李銳等作家的重述神話經驗相比，《禹王書》的獨特之處在于其幾乎涵蓋了史前所有華夏神話原型。由于華夏神話具有零散性、片段化等特點，小說在時間和情節層面上的敘述往往出現斷裂。然而，作者巧妙地借助文獻史料等現實基礎，作為文本的細節和“歷史真實”，在增添文本文化底蘊的同時，有機銜接起大量神話片段，使整個小說敘述漸趨完整性和情節性。

　　例如，作者通過對夸父追日神話母題的置換變形，衍生出大禹與夸父之間賽跑的情節。賽跑途中，為了躲避共工，大禹發明了“禹步”。再如，作者吸收了史傳文學中“述而不論，揭示規律”以及“眾手成書”的創作技法，展演了大禹與女媧之間不同版本的愛情故事和民間廣泛傳頌的不同版本的重華事跡。此外，作者還以“禹賜玄圭”神話為敘述主體，寓言式展演了玉圭在中國禮制文化建構中的重要作用。小說中，黃帝曾送脩己一塊形似玉圭的黃玉，并賜名為“耒錘”。一日，熱戀中的脩己因聽聞鯀犧牲的噩耗，戲劇性地誤食了耒錘。因此，大禹出生時便手持耒錘。這一情節設定不僅為大禹的一生增添了傳奇色彩，也為后續情節的發展埋下了伏筆。通過山羌的敘述，作者將耒錘的歷史追溯至盤古開天辟地時期，賦予了這一物象深厚的神話背景。后續，大禹不僅用耒錘在石頭上創造了漢字“王”，還利用它成功治理了洪水。其中，大禹簡化漢字“王”的情節，不僅體現了他的智慧與才能，也映照出他創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的輝煌史實。

　　據唐啟翠考證，玉圭作為王權神授和臣權君授的象征物，常用于權力命賜和朝代交接更替之時。治洪結束后，重華將磨損成斧鉞狀的耒錘幻化成玄色玉圭賜予大禹。在重華看來，玉圭不僅是大禹偉大治水功績的嘉獎，更是他成為下一任天下共主的符信和重定天下秩序的圣器。在涂山會盟的盛大場景中，大禹手持玄圭站在臺桑之上，接受各方諸侯的朝賀。玉圭的存在不僅彰顯了他權力的合法性，也安撫了眾部落首長蠢蠢欲動的心緒。而大禹手持玄圭審訊防風的做法，更是暗含了“替天行道”的威嚴與正義。值得一提的是，涂山會盟情節中涉及的禮樂儀式并非憑空想象，而是作者對《山海經》《禮記》《史記》等文獻典籍進行藝術加工的產物。

　　其二，作者在文化自信背景下，以文學審美的方式進行文明溯源，自覺尋求文學與其他學科的跨界交流與多元共振。這種重述神話觀念，本質上是全球化時代，知識大爆炸情勢下，作者對文學疆界的審視，以及自我創作個性的延續與拓展。從敘述內容的廣博性和學術深度來看，《禹王書》無疑是一部富有神話色彩的民族志。作者以史前信仰，特別是玉石神話信仰的演變為脈絡，重新審視了整個史前華夏文明史，利用文學想象和跨學科交叉視野，宏觀勾勒出華夏文明的發展圖景，并將華夏文明溯源，講好中國故事，融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網系中，最終，形成一部集考古文物、典籍文獻、神話傳說、方物習俗、域外文化等多元文化形態為一體的《禹王書》。

　　例如，馮玉雷運用“活的文物”來喚醒華夏文化記憶，并利用文學想象將真實的考古背景和材料藝術性地融入某個特定的場景中，通過特定文物回溯和展現了史前精神文化信仰。正如葉舒憲所指出的，神話不僅能重現歷史，更能激活文物。小說中，他創造性地將息壤神話意象與我國彩陶文化相鏈接，更將史前地母崇拜及生殖崇拜的精髓凝結附著于人形彩陶中。郭璞注《山海經》時稱，息壤具有“自長息無限”的神奇特性。因此，鯀用“息壤”捏造出了富有靈性和生命力的陶器。小說中，馮玉雷以我國出土的史前女陶像為敘述原型，通過想象和聯想等表現手法，將“活”的女陶像的文化符號與毓土生育時的生理感觀變化相聯系，生動復現了史前地母崇拜和生殖崇拜。同時，四目八瞳利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對各類陶器表情紋飾、文化淵源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考證”，進一步豐富了小說的文化內涵。此外，陶像上的黑紅線條更隨作者的想象生發，不僅出現在漢字的字形上，更點綴于后世器具的紋飾中。對于這種創作傾向，王憲昭在《感悟神話：激活人類文化傳統的基因密碼》一文中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為，將文學創作植根于人類悠久的文明土壤之中，不僅符合當今世界文化多樣并存的客觀實際，更有助于我們在對考古史料進行文化溯源的過程中，重新感悟華夏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蘊。

　　其三，神話主體性復歸及地域文化創新性發展的探索。在“重述神話”的熱潮中，神話元素在部分作者的“想象解構”“改頭換面”中“面目全非”，逐漸喪失其文化主體性，淪為現實消費語境下的“快消品”。針對這一現象，葉舒憲曾批評此類創作傾向，認為“若是一味地迎合大眾讀者的趣味，片面追求市場銷量，那么我們的重述神話就會劍走偏鋒，助長‘無知者無畏’的時髦價值觀。”并指出重述神話活動中的非學術戲說傾向，不僅與國際“重述神話”的主流趨勢背道而馳，而且創作者在馳騁想象力時也往往捉襟見肘，其作品的文化含量自然無法與其他優秀作品相提并論。

　　馮玉雷的《禹王書》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他在還原神話基本樣貌的同時，努力克服重述神話中文化含量不足的問題，自覺地將甘肅地區納入其文學審美視野中，深入挖掘甘肅等西北文化空間所隱藏的神話記憶，并將該地域厚重、古樸的文化精神特質內化至神話母題原型的敘述中。在神話虛構與歷史現實的同置并構中，甘肅地區已然被塑造成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神話地域。正如馮玉雷在《陽光、土地及發酵——關于小說藝術的對話》中所言，西部那變幻莫測的物象、色彩、氣象和個性等，在刺激人生理感觀的同時，其中所蘊含的能量和激情更容易將人帶入那遙遠的神話時代，沉浸于英雄史詩和悠久的歷史文化中。作為深受西部陽光與土地熏陶的文化人，他的精神永遠與這片土地緊密相連。

　　例如，馮玉雷將敦煌三危山旱峽玉礦與夸父逐日、精衛填海等神話母題進行了創新性聯想。小說中，夸父逐日時，因饑渴難耐在月牙泉補充水源，卻不幸被大羿誤傷，最終渴死在野馬南山以北、鳴沙山以東的戈壁灘，其軀體幻化成了三危山。夸父離世后，精衛每日銜三危山上的玉石前往東方換水，以此來紀念夸父。此外，馮玉雷還將大禹降生傳說與“大禹出于西羌”的文獻記載進行了藝術性聯想創作。小說中，脩己生下大禹后便陷入了昏迷，是西羌女用羊奶救活了大禹，并教授大禹唱催奶謠喚醒了脩己。更值得一提的是，甘肅地區流傳的飲食習俗也被作者巧妙地嵌入造字神話、洪水神話的敘述中。如他利用聚焦、全景延時等攝影技藝，生動地描繪了施黯制作西北面食的全過程，儼然為讀者展現了一部“舌尖上的甘肅”。

　　注：本文原標題《“重述神話”中探尋文化敘事路徑——論馮玉雷的<禹王書>》，首發于《西部文藝研究》2024年第三期。轉發時略有修改。

　　鄭瑩，蘭州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華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