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秦公之簋 敦厚如山(下)

　　新天水·天水晚報記者 何喜田

　　天水寶藏

　　秦人是殷周文化的繼承者，也是光大發揚者。秦公在銘文中極力表達自己對上天神靈的崇敬，對祖先功德的頌揚，以此祈望子孫后代天長地久，興旺發達。但他沒想到的是，如此銘文，竟開創了后世祭祀先祖、先烈的文風和格式，也由此而誕生了一門新的獨立學科——銘辭學。

　　如撥云見日

　　秦公簋，一器一蓋，渾然一體。器高19.8厘米，口徑18.5厘米，足徑19.5厘米，腹徑23厘米。

　　簋，弇口。蓋面呈圓弧狀，蓋頂突起小圓握。蓋沿坡度較陡，龍首形耳有珥，圈足下附3卷角獸首支足，虎爪狀趾。鼓形圓腹，圈足外侈。雙獸首耳微上揚，耳下無珥。

　　蓋頂捉首飾變形鳳紋，蓋坡沿與腹上部飾細密竊曲紋，蓋面與腹飾瓦楞紋，圈足飾垂式重鱗紋一周。竊曲紋，是在西周中期后逐漸形成的一種新的主導性紋飾，如橫置的S形。瓦楞文，出現于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中期，類似于一排排的仰瓦。四紋同體，繁疏有致，讓青銅簋的外形更具裝飾性和美感。蓋上有54字，器身有51字，共105字。器、蓋聯銘，合而成為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銘文十行，每行五字；蓋文五行，每行十字。另有秦漢間刻辭18字，共計123字。

　　銘文字體整飭嚴謹，微屈勁健，呈強悍雄風，似熱血與力量結體。筆勢方正遒勁，舒展大方，清麗瀟灑。字體勻稱配置，行列整齊劃一，給人一種優美灑脫、輕松愉悅之感。

　　銘文首先歌頌了十二位先祖為周王室在西戎保業兼而開拓了秦版圖的豐功偉業，然后記述了襄公奉周宣王之命在西犬丘之地設立西畤、建立宗廟，對白帝和秦先祖進行祭祀的緣由。最后表達了秦公欲建霸業、統一天下的宏愿。三段論的表述方式、內容的前瞻、遠望，語氣的恭敬、謙卑，都開創了后世祭祀先祖、先烈的文風和格式。據專家們考據，銘文已然使用了不少周代常見套話，傳遞了秦在青銅文化領域已與周人完全融合的信息。

　　胡承祖，名播隴上的胡氏后人，著名的文博研究員。在他看來，秦公簋上的銘文，對于認識當年秦人和西戎之間慘烈的戰爭、早期秦人的尚武精神和剽悍性格的形成等都有著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

　　細品銘文，恍若撥云見日踏進了一條歷史的時空隧道，無數風云歲月激蕩而逝，唯有秦人那一腔宏愿彪炳史冊，蕩氣回腸。

　　如千鈞之重

　　專家們研究，銘文雖然僅有123字，但已具小篆之雛形，且非常合乎書藝發展的邏輯軌跡。最重要的是，它對秦代的篆書、隸書產生了直接影響。

　　李瑞清，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的先驅，精通詩、書、畫，張大千為其入室子弟。他曾說：“書家不學篆，猶文家不通經。”而篆的源頭，就在銘文。當代著名金石學家、篆刻家康殷，即便是在十年“牛棚”中，也從未放棄過對古文字特別是秦公簋銘文的研習，終成“筆墨飽滿、雄渾高古”的一代宗師。

　　而令人稱奇的是，后人經過對銘文長期的研究，形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銘辭學，一種專門研究銘刻文字的學問。

　　如此，銘文字重千鈞，承上啟下，成為書之淵源。

　　書法之外，秦公簋銘文在紋飾制模時使用可連續反復壓印的印版，在制作上使用了方塊印模法。這種方法，也就是在制字模時一一打就、字字連續印成，然后澆鑄。單個的活字，加入鑄造工藝，開創了日后活字印刷字模的先例。如此發明創造，是秦人創新精神的體現，標志著秦國生產力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千年之后，著名考古學家馬衡也由衷感嘆道：“秦公簋是用戳子印刷在土范之上，這真是活字的創作了。”郭寶鈞，考古學家，一生致力于商周考古及古代青銅器的研究，主持參加了安陽殷墟的調查發掘，他在《中國的青銅時代》中論述道：“公敦者，銘文系用塊塊印模，字字連續印成，這或者是受了圖案印模的影響，推廣到文字方面的嘗試，應推為中國活字板之祖。”祝中熹，甘肅秦文化研究會會長，學界公認的秦文化研究的領軍人物，他在《青銅器》中論述道：“到目前為止，甘肅省出土的先秦青銅器中，知名度最高、在文化領域影響最大的，首推1919年出土于天水西南鄉的秦公簋。”

　　以“祖”為贊譽，實在是推崇至極。而以影響力為圭臬，更是當之無愧。

　　如國之重器

　　如果時光能夠回到公元前770年，我們應該能看到一場盛大的西垂秦國的舉世盛典。巍峨宗廟前，鼓樂齊鳴。山清水秀間，長衣垂垂。繚繞香火里，天人合一。肅穆莊嚴中，似在詮釋著“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要義。

　　這句話，是《左傳》里春秋時期周臣劉康公對于國家政事的論斷。將祭祀等同于軍事，是古人對天地、對先祖的敬畏和尊崇。

　　商周社會，從王室到一般貴族，都要以青銅重器為禮具隆重祭祀天、地、祖宗，以宣國威、耀族榮、表忠誠，顯赫天下。這在青銅簋銘文上表現得十分突出。之后的歲月里，如宋代出土的秦景公時期的秦公镈，1919年出土秦景公時期的秦公簋，以及1978年陜西出土的秦武公鐘都是東周時期秦國國君為祭祀自己的先祖而制作的宮廷重器。镈，是一種擊打樂器，形制似鐘，盛行于東周。

　　禮樂祭祀，意在溝通，食物獻祀，意在告慰。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寫道：“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如此之簋，早已成為一種象征，擺脫了青銅之貴重、之精致、之范式。

　　由簋而始，每逢國之大事、要事，貴族們都會鑄鼎、簋等青銅器以作紀念，并于器身刻鑄銘文以記其事，于是也就有了后來的“虢季子白盤”“散氏盤”“毛公鼎”“大盂鼎”等器物，有了留存記憶的銘文。

　　因循著厚重、拙樸的文字，后世的我們恍如穿越時空，回到了遼闊的從前，回到了大肅大穆的往昔。那樣的榮光，那樣的繁盛，竟如日月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