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文物里的靈臺

紅陶板瓦、紅陶筒瓦

外文鉛餅

西周饕餮紋銅鼎

銅柄鐵劍

　　（本文文物均為靈臺縣博物館藏）

　　鄧芳

　　靈臺，古屬禹貢雍州。依渭濱而連三秦，靠隴上而牽塞北，為關隴要沖。早在遠古時期，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商周時期，黃帝后裔建姞姓密須國、密國。秦漢時依境置縣。隋大業元年（公元605年），以文王伐密所筑“靈臺”名縣，沿襲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歷史。靈臺歷史文化積淀深厚，境內有仰韶文化、齊家文化和古商周文化等遺存。迄今發掘史前及有史以來不斷代文物數萬件，尤其龍山文化早期復合陶瓦為世界最早，唐代彩繪陶俑享譽中外，西周、秦漢青銅器馳名隴上。

　　龍山文化早期的復合陶瓦

　　2023年5月19日，國際期刊《科學報告》發表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橋村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早期復合陶瓦的研究成果，成功復原了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復合陶瓦屋頂模型，實現了對復合陶瓦溯源研究的重大突破，證明了該遺址出土的復合陶瓦是目前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復合陶瓦。

　　橋村遺址位于甘肅省靈臺縣西屯鎮北莊村橋村社，是一處遺存性質相對單純的龍山文化遺址（公元前2400年—公元前1900年）。經系統調查發現遺址面積約600萬平方米，是龍山時代涇河流域的一處中心性聚落。遺址經鉆探在黃土臺塬頂部發現建筑夯土的線索，在這些建筑的附近發現了成組的玉器和大量的陶瓦。碳十四測年顯示陶瓦的絕對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400年—公元前2200年，屬于龍山文化早期（即廟底溝二期文化階段）。

　　這足以證明，在距今約4200年—4400年左右的橋村遺址，存在過完全由瓦片覆頂的建筑，遺址內陶瓦數量密集，且不同瓦片之間已經有了各異的用途，有板瓦，也有筒瓦，可以確證為最早的復合瓦。可見此時的靈臺地區已經掌握了建造全覆瓦建筑的工藝。

　　建筑是一個時代精神文化的物質反映，而建筑材料則從某一側面折射出整個時代的社會現狀。陶瓦作為人類建筑技術和早期禮制的標志性因素之一，出現在靈臺地區絕非偶然，表明靈臺地區乃至于黃土高原地區在社會復雜化和早期文明起源層面已經走在了中國同時代的前列。

　　人工冶鐵制品——銅柄鐵劍

　　1978年3月，在梁原鄉景家莊村M1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銅柄鐵劍，此劍柄格相連，皆用青銅鑄成，兩面有對稱紋飾，柄中部有長形鏤孔4個，柄長8.5厘米，格長4厘米，厚0.4厘米。劍葉鐵質，殘長9厘米，寬3厘米，厚0.3厘米，焊接于銅格上。鐵劍葉全部銹蝕，從鐵銹上可以清楚看出用絲織物包裹的痕跡。這是我國迄今發掘出土的最早的人工冶鐵制品，證明早在春秋早期，我國已經掌握了冶煉生鐵的先進技術。

　　銅柄鐵劍是一種銅鐵合制兵器，這種兵器一般是先鍛打出鐵刃，然后采用“夾嵌”或“套合”的方式將鐵刃后端澆鑄或焊接在銅柄上。它出現在青銅時代晚期，是由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過渡的器物，通常被學術界認為是早期鐵器時代文化的典型遺物。

　　靈臺景家莊出土銅柄鐵劍，距今已有2700年的歷史，它歷經滄桑而問世，向我們展示了千年古劍的魅力，它的出現反映了當時鐵的冶煉和鑄造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這為進一步研究我國鐵器使用的歷史提供了實物證據。

　　古絲綢之路上的外文鉛餅

　　1976年，靈臺縣中臺鎮康家溝村棗樹社村民在達溪河的支流南河西岸邊的一個半坡上平田整地時，發現了一處窖藏的外文鉛餅，鉛餅正面有似龍非龍形狀像蟠螭的浮雕，頭有觸角，背面陽鑄外文一周，中有方形印記。在已公布的資料中，全國各地共出土“外文鉛餅”中的圓形龍幣308枚，靈臺出土最多，為274枚，其平面呈圓形，尖沿，正面隆起，浮雕蟠螭紋，背面內凹，近沿飾陽銘外文字母一周，內有二方形戳記，直徑5.5厘米，厚0.6厘米，重110克—118克。這些龍幣保存完好，而且一次出土數量如此龐大，這在全國都是罕見的，這也是研究古絲綢之路貿易和我國錢幣發展史的重要實物依據。

　　靈臺縣位于平涼地區南端的陜甘交界處，系涇、渭之間的中心地帶，北接隴原，東臨關中，西過平坦塬面可達涇川道直通平涼以遠。南是丘陵山地可到寶雞。在寶雞與平涼之間，靈臺是一個中心點，向兩邊伸出兩道等距離路線。出靈臺縣城南行，可沿蒲河西岸越陽驛關入鳳翔城，而后則一路到達寶雞。這是一條古老的孔道，從西周時，周王朝就通過這條道路與西面采邑和封地取得聯絡，秦漢時，關中及西秦主要是通過這條孔道與涇河上游地區取得軍事聯系并保持正常交通往來。在這條孔道上，出土了西周的貝幣、蚌卦、蠻鈴、蚌飾等，也經常可以見到出土的戰國、秦、漢的陶、鐵、銅器及貨幣，漢代的大小遺址星羅棋布，這些都是重要的歷史見證。這條道路，除陽驛關一段較為荒涼崎嶇外，其余路段人煙稠密，坦蕩暢通，易于行進。因此，可以肯定這條古老的孔道就是漢代絲綢之路隴右道北線的重要支道。那么，外文鉛幣在這條道路上被發現也就是合乎史實的。這說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漢代，靈臺一線就是商賈絡繹不絕的絲綢商道。這條絲綢支道的發現同時說明，曾經為連結中國與舊大陸三大洲的經濟、文化交流作出貢獻的古絲綢之路在漢代開通西域之后是十分繁華的。

　　全省出土規格最大的青銅鼎

　　1972年甘肅省博物館在靈臺縣百里公社古城大隊洞山生產隊所處的洞山北坡臺地里清理出一座豎穴土壙墓，編號72.L.B.D.M1。墓主男性，仰身直肢葬，葬具為一棺一槨，槨外頭端生土二層臺上出土青銅尊1件、圓鼎2件、短胡一穿戈2件。其中，墓中出土的饕餮紋銅鼎是西周禮器領域頗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

　　饕餮紋銅鼎，通高60厘米，口徑45.7厘米。青銅質，斂口，折平沿，方唇。對立耳，深弧腹，圜底。三柱足上空通腹。上腹部飾六組饕餮紋，間以扉棱，足上部飾獸面紋、弦紋及扉棱。腹內有銘文“ ”。這件鼎是迄今所知甘肅省出土規格最大的一件青銅鼎，現藏于甘肅省博物館。

　　青銅鼎作為貴族階層用以區分身份、等級的重要標志，用以“明貴賤，辨等列”，鼎以及伴隨的其他銅器如簋等都是貴族的專利品。我國列鼎制度萌芽于西周早期到中期，形成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春秋中期到晚期“禮崩樂壞”，越禮的現象開始出現。根據饕餮紋銅鼎出土時的境況以及洞山墓中其他青銅器的出土，可以大膽推測，墓主身份高貴。

　　這件青銅大鼎是典型的商末周初風格。從此鼎的范鑄工藝來看，由于每個足的外側有一條垂直的披縫，內側有兩條垂直的披縫，腹底有三角形披縫，所以是三分法分型制模。從此鼎的形制上看，洞山鼎符合從商至周銅鼎的演進趨勢：器腹由深變淺、由圓腹而變為垂腹狀、口徑由小變大、鼎足間距由小變大。

　　從此鼎的紋飾上看，此鼎的上腹部飾六組獸面紋，商人重鬼神，青銅器是溝通鬼神的神器，所以流行鑄獸面紋。其特征是雙目突出、角部明顯、嘴部大張、額有裝飾、有首雙身或有首無身，有獰厲之美，給人以神秘、怪誕、恐怖的感覺。此鼎的獸面紋采用“三層花”設計，商晚期青銅器的獸面紋開始流行“三層花”，有地紋、主紋和凹槽紋。地紋是細密的云雷紋，主紋是寬帶紋，主紋上又用細線陰刻重疊加花，叫凹槽紋。

　　商代晚期青銅器銘文字數相對較少，一般只有一兩個，開始只有族徽和祖先日名。由于周人不用族徽和日名，所以此鼎更接近商代人們的特性。洞山鼎銘文目前尚未明確識讀，只有一個或許是復合型的族徽文字，聯系到墓中出土的銅尊圈足內有“共”字銘文，墓葬或屬于“共工”氏族。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此族徽中間為甲骨文里的“周”，左右為甲骨文中的“廾”（gǒng），底部為甲骨文里的“工”或者“壬”（rén），有觀點認為這個族徽可能與周文王古靈臺祭天有關，也可能跟密國拱衛保護周王室的戰略地位有關。從造型、紋飾和銘文上看，洞山鼎基本上符合商末周初青銅鼎的特點，故而時代也應在這個時期。

　　西周時期，隴東位于華夷分界線，密國處在拱衛關中、連同西域的戰略要地。文王伐密、靈臺祭天、分封密國、三伯鎮密、恭王滅密等歷史事件就發生在這一時期。洞山大鼎不但是這段波瀾壯闊歷史的實物見證，也映射出靈臺歷史的源遠流長、文化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