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拉車門“開盲盒”式盜竊背后的罪與罰

　　受邀嘉賓：甘肅策橫律師事務所律師 阮 磊

　　主持人：新甘肅？甘肅法治報記者 李曉云

　　本期主題：當“拉車門”成為一種低成本的犯罪試探，當未上鎖的車輛成為不法分子甚至是青少年眼中的“幸運盲盒”，這不僅是對公民財產安全的公然挑釁，更對社會治理與家庭教育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期“舉案說法”將通過分析一起拉車門盜竊典型案例，探討關于青少年犯罪預防、法律責任界定與社會共治的話題，進一步提升公眾法治觀念。

　　典型案例：被告人阿某、穆某均年僅19周歲。因父母疏于管束，二人過早步入社會，逐漸染上盜竊惡習。2025年1月，手頭拮據的二人再次萌生盜竊念頭，兩人相約到某居民樓外，分工協作潛入街邊停車場尋找未上鎖車輛。短短幾分鐘后，二人便發現被害人時某某停放的轎車車門未鎖。隨即進入車內，盜走扶手箱內的10600元現金后逃離現場，并平分贓款。案發后，公安機關分別從阿某處追繳贓款500元，從穆某處追繳贓款1200元。檢察院以盜竊罪對兩名被告人提起公訴。最終，法院判處被告人阿某、穆某有期徒刑六個月，并各處罰金1000元。

　　主持人：法院對阿某與穆某作出上述判決的法律依據是什么？

　　阮 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關于盜竊罪的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本案的定罪關鍵在于盜竊數額的認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即可認定為“數額較大”。而本案涉案金額達10600元，顯著超過了大多數地區“數額較大”的起刑點，依法已構成盜竊罪，且不屬于情節顯著輕微的情形，因此判處自由刑（有期徒刑）而非單處罰金或拘役是適當的基準選擇。

　　主持人：父母或監護人對已滿18周歲但剛成年的子女的犯罪行為，是否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阮 磊：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下，阿某和穆某已年滿18周歲，是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他們應當獨立為自己的盜竊行為承擔全部刑事法律責任和民事賠償責任。其父母不會因其子女的犯罪行為而直接承擔刑事責任，也不會被判處刑罰。然而，法律雖不直接制裁父母，卻深刻強調家庭在預防犯罪中的基礎性作用。對于未成年人（未滿18周歲），《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了父母或其他監護人的監護職責，包括教育、引導、預防和制止不良行為等。若因監護失職導致未成年人犯罪或遭受侵害，監護人可能承擔相應的民事法律責任。對于已滿18周歲的剛成年青年，雖然法律不再強制規定父母的監護責任，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等法律倡導的“家庭是第一個課堂、家長是第一任老師”的理念是貫穿始終的。法律鼓勵家庭在任何階段都應履行教育引導義務。因此，法律雖然無法就本案追究其父母的直接法律責任，但是可以通過司法建議、法治宣傳等方式，呼吁家庭、學校、社會共同構建預防犯罪的前端防線。

　　主持人：如果因車主疏忽大意或車輛自身故障導致車門未鎖，或物業服務企業未盡到相應的安全保障義務，對民事賠償責任的認定有何影響？

　　阮 磊：首先，刑事犯罪的刑事責任，由實施盜竊行為的犯罪分子承擔，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從民事賠償責任和風險防范的角度看，車主是否盡到妥善保管義務，情況則有所不同。第一，如果車主已盡到合理注意義務（如確認鎖車、停在有管理的區域），但因犯罪分子使用技術開鎖等難以常規防范的手段作案，車主自身無過錯，財物損失應由犯罪分子賠償。第二，如果因車輛本身存在已知且明顯的鎖具故障，車主未及時修理導致被輕易打開，則在民事層面，車主自身對損失擴大具有過失，需要承擔相應責任。第三，物業服務企業是否承擔責任，關鍵在于其是否履行了物業服務合同約定的以及法定的安全保障義務。如果物業服務合同中明確包含了對公共區域（包括停車場）進行安全監控、定時巡邏、人員出入管理等安保條款，而物業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已履行這些義務，則物業可能構成違約，需根據其過錯程度對業主的損失承擔相應的補充賠償責任。但是依據行業標準和合理范圍，物業已經采取了與其收費標準、社區狀況相匹配的合理安保措施，物業的直接管理責任有限，則不需要為此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