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構建新發展格局新形勢下，統籌好總供給與總需求的辯證關系已成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偣┙o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由社會生產活動實際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總量，而總需求則是指在同一時期內由社會用于投資或消費的支出所形成的購買力總量。如果總供給長期大于或小于總需求，會導致資源浪費或資源短缺，進而引發經濟失衡甚至劇烈波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二者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相互依存、互為條件。”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供需平衡理論的繼承發展，也是應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轉換的實踐創新。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我國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亟需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有機協同，破解消費供給的結構性矛盾，暢通國民經濟整體循環。

　　供給創造需求與需求牽引供給的互動規律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深刻揭示了供給與需求的內在統一性。馬克思指出，“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強調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互為條件、相互轉化的辯證關系。從現代經濟學視角看，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體現為“雙向適配”機制，供給側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能擴展生產可能性邊界，而需求側的消費升級則引導供給結構優化。從再生產過程看，供給側的技術變革通過“創造性破壞”開辟新需求空間，典型案例是智能手機產業催生出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新業態，形成萬億級市場。需求側的消費升級則倒逼供給質量提升。因此，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絕非簡單的數量均衡，而是貫穿于社會再生產全過程、決定經濟發展質量的系統性工程，必須在理論與實踐結合中把握其動態平衡規律。

　　從辯證唯物主義視角看，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呈現三大特征。一是動態平衡性，生產與消費的矛盾運動推動經濟發展螺旋式上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供需兩側協同發力、動態平衡”，正是對馬克思主義矛盾運動規律的創造性運用。二是相互轉化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踐印證了“供給創造需求”的規律。如新能源汽車產業，通過技術創新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三是制度依存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既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向縱深發展，供給體系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從“被動適應”轉向“主動引領”。

　　當前國際經驗表明，供需兩側的協同已成為宏觀經濟治理的核心命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是中國經濟動態平衡的重要組成部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解決結構性問題，強調通過制度創新提升供給質量；而需求側管理則注重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激發消費潛力。這種雙向調節機制，既克服了片面強調減稅和去監管的局限，也避免了過度依賴需求刺激的弊端，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良性循環。這些實踐啟示我們，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打破“供給決定論”或“需求決定論”的單向思維，在供需動態平衡中釋放增長潛能。

　　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供需結構失衡的矛盾成為制約經濟循環暢通的卡點堵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必然選擇，是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管理必須確立的戰略思路。”立足新發展階段，需要系統剖析供需矛盾的形成機理，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實現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

　　實踐證明，破解供需結構失衡矛盾，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通過深化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完善供需適配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最新成果，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經濟建設領域的生動實踐。

　　構建供需動態平衡的實踐路徑與制度保障

　　統籌好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必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當前與長遠、國內與國際等多重關系，本質上是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持續調適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強調要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定政策，通過去除沒有需求的無效供給、創造適應新需求的有效供給，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們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堅持系統觀念、守正創新，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在創新驅動中培育競爭優勢，在更高水平上實現供給創造需求、需求牽引供給的良性互動。

　　堅持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主線，著力構建“創新引領、要素協同、制度完備”的高質量供給體系。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全鏈條創新生態，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建立“揭榜掛帥”“賽馬制”等新型科研組織模式，集中突破高端芯片、工業軟件等核心技術。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實施專精特新企業梯度培育工程，構建“科技型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瞪羚企業—獨角獸企業”的雁陣發展格局。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建設全國統一土地要素交易平臺，推行數據要素“產權界定—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系統性改革，完善科技成果作價入股、知識產權證券化等激勵機制，打造規范高效的數據要素流通樞紐。建立產能動態調節機制，對產能利用率低于70%的行業實施數字化綠色化改造，推動傳統產業“老樹發新枝”。

　　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著力構建“消費牽引、投資優化、分配協調”的內需發展新格局。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健全工資合理增長和企業薪酬調查制度，通過農村“三塊地”改革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力爭中等收入群體突破6億人。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體系，創新慈善信托、社會企業等公益模式，構建“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強公平、三次分配顯溫度”的分配制度。開展消費提質擴容行動，培育首發經濟、銀發經濟、低空經濟、平臺經濟等消費集群。實施“東數西算”國家樞紐工程，系統推進5G基站、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強化投資效能管理，建立重大項目全生命周期績效評估機制，推動有效投資與消費升級良性互動。

　　強化數字技術賦能，構建智慧化供需適配體系。加快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數據驅動、智能匹配、規則完善”的數字化發展新范式。建設國家統一大市場數據中樞，歸集13個重點領域全鏈條數據資源，構建實時化供需匹配指數體系。杭州“城市大腦”實踐表明，數據共享可提升供需對接效率37%。培育工業互聯網平臺生態，推動個性化定制模式占比提升。完善數字治理制度框架，制定《數據要素流通管理辦法》，在特定地區試點數據跨境流動“白名單”制度，構建“數據主權明確、流通規范有序、安全可管可控”的治理體系。實施數字經濟強基工程，重點突破智能算法、量子計算等前沿技術，建設國家級大數據安全靶場，筑牢數字經濟發展屏障。

　　創新政策協同機制，構建動態平衡治理體系。完善“跨周期調節、多維度協同、全鏈條管控”的宏觀經濟治理框架，用好用足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雙調控”體系，設立設備更新改造專項再貸款。深化區域政策協調機制，在長三角等區域試點產業鏈供需平衡指數，建立跨省市產能調配補償基金，形成“全國一盤棋”的產業協同格局。健全產業鏈全鏈條安全監測體系，動態監測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的產能利用率，建立戰略性資源“產供儲銷”全鏈條預警機制，強化預期引導能力建設，完善政策解讀制度，增強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徐曉明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中心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