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集外文》出版：周作人耿直凌厲的另一面

　　經歷六年整理編校，新版《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于最近出版。

　　新版《周作人集外文》共兩卷，此次出版的為上卷，共三冊，分別為夏夜夢（1904—1922）、什錦獨白（1923—1926）、青燈小抄（1927—1945），收入1904年至1945年的集外文，包括散文、舊詩、新詩，以及為自己或他人的文章、譯文所寫的題記、附記、按語等未曾收入自編文集的作品。《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收入近年來新發現的周作人佚文，增補文章170余篇，計10萬余字。

　　此次新增的文章包括周作人早年發表的《小說叢話》系列、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的《讀武者小路君關于新村的著作》《新文學的意義》和討論“戀愛難題”的幾通公開信以及關于《游仙窟》的長文、1930年代的《〈中國古代文藝思潮論〉序》、1940年代的《〈枝巢四述〉序》《俄國大作家》。

　　周作人

　　對于周作人的集外人，作家止庵說：“周作人的文章好大家皆知，但他的好文章卻不限于自己所編的幾十種集子，也包括集外文。他的某方面的風格，甚至主要體現在集外文中”。就風格而言，與周作人散文、譯文淡雅平和的風格不同，集外文中對女性問題的討論、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與思考等內容，展現了周作人犀利的觀察與凌厲的文風。

　　在集外人中，常可以看到異于其正襟危坐所寫文章的活潑，有時是對非常微末的事情所發的感慨，如刊于1924年《晨報副刊》署名“荊生”的《童話與倫常》中，周作人對貓貓狗狗是否能講人話大發議論，他寫道：“某教授生怕兒童讀了童話便要貓化狗化，因為童話里多有貓狗說話。其實這是杞憂。貓狗講話，乃是貓狗的人化，怎能反使別人貓化狗化：理由一。聽貓狗講話之無害正如聆某教授的高論之未必有益，因為人非貓狗，即使聽了他們的話，茍非同氣，不會被其同化：理由二。”

　　有時則是對于彼時的體制給出建議，如《小學假期究應如何辦法乎》中，周作人認為給學生放假很重要，他寫：“惟查社會習慣，年終歲首，以及氣候炎烈之際，學校雖不放假，學生亦必寥寥，且校長教員，半年辛勤，至此亦當休息，責以照常上課，未免太不鑒原。然部令頒布，未便故違，兼之小學放假，弊病甚多，如家庭之不欲子弟輟學者，在校中放假時，則令子弟就學私塾，迨假后開課，學生因而減少，豈僅全國教育行政會議原案中所指各節而已哉？”

　　在《討論“戀愛難題”的第二封信》中，更有許多大膽的觀點，周作人寫：“我的意見以為，戀愛總是以肉為根柢的。看不起肉，——以肉體和肉體的作用關系為污穢的禁欲思想，是戀愛的敵人，雖然以肉欲為一切之縱欲思想也是同樣的有害。因了外面的阻礙，顧慮自己和愛人的運命，停止戀愛的完全，過著高尚而不幸的生活的人，當然也可佩服，但這種辦法總是權而不是經。我相信相愛的男女間的性交是戀愛的完成的表示，決沒有什么可厭惡的地方。倘若有人對于肉的關系會感幻滅的悲哀，那么這個病根不在別處，只在他（或伊）的性教育的缺乏。”周作人還在文中開出如凱本德《愛的成年》、密該耳思《性的倫理》、斯妥布思《結婚的愛》等關于性方面的書單。

　　《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書封

　　在集外人中，偶爾也有對大的問題發議論的文字，如《新文學的意義》一篇中，周作人就指出新文學“第一就把這個權威（以文為載道或佐治的工具）打破，認定我們的目的是在自己表現，除了國語力以及個人才力的牽制以外，更不受別的形式的束縛。”

　　“我們提倡新文學的意思，可以分作兩層：其一是藝術的，希望引起一點對于文學的興趣，逐漸養成鑒賞與創作。文學是著者個人的自己表現，同時也就是國民的最高精神的表現；我們因了文學能夠了解別國國民性的精華，我們也就可以把自己的真心表示給世界看。文章固未必能救國，但是沒有這個占著文化上極大位置的文藝的國民也就難有別種成就的希望。其二是教育的，這是將藝術的意義應用在實際生活上，使大家有一點文學的風味，不必人人是文學家，而各能表現自己與理解他人；在文字上是能暢通的運用國語，在精神上能處處以真情和別人交涉。這文學及于道德的影響或者說的似乎太理想了，但也未必全無證據；大家知道文學的起源與宗教很有關系，我相信即在現今這二者的趨向仍有相同之點，雖然表面上已經沒有關系了。”周作人也在文中提出。

　　在新增入的集外人中，也有能夠解決周作人研究的懸案的文章，如《方外唱和詩鈔》。抗戰全面爆發后，胡適與周作人的唱和詩為學界關注，曾被多次引用，但唱和詩的最初出處一直未明，成為周作人研究上的一個懸案。而此篇則對此做出了解答。此文刊于1938年9月30日北平《燕京新聞·文藝副鐫》第一期，署名臧暉居士、知堂，這應該才是胡周唱和詩的最初出處，從而填補了迄今各種周作人研究資料的缺漏。

　　學者陳子善談到，幾乎所有的中國現代作家都有集外作品，而集外作品對于研究和評估該作家的文學歷程和文學成就往往至關重要，甚至可能改變對該作家的既有的文學史定位。因此，對集外文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現代作家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內頁

　　何謂 “集外文”，學界歷來有不同的理解。《魯迅全集》之《集外集拾遺》和《集外文拾遺補編》采取的是比較包容的做法，凡魯迅留下的文字，哪怕是一段告白，一個按語，一則更正，均予收錄。

　　新編《周作人集外文》也參照這樣的標準編選，歷年新發現的周作人集外評論、隨筆、序跋、詩歌；周作人1945年前公開發表的書信、日記，至于題跋、附記之類等已發表的均收入，未曾公開發表的，只要留存手跡或有可靠出處也收入其中。

　　周作人行文有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即喜歡對自己和他人作品酌加“前言”和“附記”，這類文字那怕只有一句兩句，片言只語，也有可能透露他的見解或心緒，有些甚至是很可珍貴的，因此，此次重編特別注意輯錄。

　　對于周作人集外文的搜集工作從改革開放后對周作人作品的解禁就開始了，大約在1980年代中期，幾乎與重印周作人自編文集同步。1987年1月，鄭子瑜保存的周作人《知堂雜詩抄》書稿經陳子善增補后由岳麓書社出版，書中“外編”部分就收入了不少周作人的集外舊體詩。緊接著，就有大規模的編訂周作人集外文計劃開始實施。

　　1988年1月，陳子善編的《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由岳麓書社推出，收入周作人1949年11月至1952年3月在上海《亦報》和《大報》上發表的專欄隨筆共756篇。同年8月，陳子善編《知堂集外文·四九以后》也由岳麓書社出版，收入周作人1949年至1965年所作（《亦報》《大報》所載除外）各類文字186篇，附錄4篇。兩種集外文集均按發表時間先后編排。這樣，周作人1949年以后直至去世的集外文就有了初步的結集。

　　1995年，陳子善、張鐵榮合編的《周作人集外文》由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出版。海南版《周作人集外文》與岳麓版《知堂集外文》兩種形成上下銜接的系列。

　　進入新世紀之后，互聯網和各種數據庫的無遠弗屆，海內外中國作家各類手稿拍賣的日益頻繁，以及海內外周作人研究者、愛好者更為用心的發掘，為新的周作人集外文的不斷出現提供了新的平臺。隨著止庵編訂的《周作人自編集》和《周作人譯文全集》的相繼問世，周作人作品新一輪更為全面的搜集和整理逐漸開始，對其集外文的搜集工作也納入其中。

　　此次的《周作人集外文》重編工作，由學者止庵提議，陳子善與趙國忠負責。按照新的編集構想，重編的《周作人集外文》分為上下兩卷，以1945年為界，即上卷收入1904年至1945年的集外文，下卷收入1946年至1965年的集外文，一律按發表或寫作時間先后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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