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全集》：值得信賴和珍藏的一部全集

　　《徐志摩全集》（全10卷） 徐志摩 著 韓石山 編 商務印書館

　　編者按：徐志摩（1897-1931），現代詩人、文學家。主要著作有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散文集《落葉》《自剖》及日記書信集《愛眉小札》。徐志摩去世之后，徐志摩的妻子陸小曼曾將《志摩全集》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遺憾當時因時局動蕩而未能順利進行。80年后的今天，兩者前緣再續，近日，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全新10卷本《徐志摩全集》，為讀者呈現出更好、更優質的《徐志摩全集》。

　　收到商務印書館贈送的《徐志摩全集》（以下簡稱北京商務版），我真真是愛不釋手，用了兩周多的時間，從頭至尾翻閱了一遍。與此前出版的各種《徐志摩全集》相比，這部全集至少具有以下四大特點。

　　體例合理

　　已版中國現代作家全集，一般有兩種編法，一是采用編年體，即將某一作家的全部作品按時間先后順序編次，如《魯迅著譯編年全集》《廬隱全集》等；一是采用分類編年體，即將某一作家的全部作品按文體或體裁分類，各類或直接以時間先后順序編排，或再以時間順序分為若干輯（組），如《魯迅全集》《茅盾全集》《聞一多全集》《沈從文全集》等。在處理作家生前出版的成集本和集外散篇時，分類編年體全集大都采取的方法是：成集本在前，同類集外散篇附后。

　　北京商務版依舊沿襲了韓石山先生2005年為天津人民出版社編纂8卷本《徐志摩全集》時首創的做法：拆散成集本，將徐志摩的所有單篇作品歸為散文、詩歌、小說、戲劇、書信、日記和翻譯等七類，各類均按寫作或發表時間先后順序排列；寫作或發表時間不詳者，列于同類之末；某篇作品收入何種成集本，則在題注中加以說明。采取這種編輯體例，對于徐志摩而言，是相當合適的。徐志摩生前未結集出版的作品（特別是散文）有很多，如按成集本在前、集外散篇附后的方法，在分卷上會帶來一定的麻煩，造成厚薄不均，不太好看。北京商務版共10卷，各卷厚度大體上是一致的。同時，采取這種體例，可以清晰地呈現徐志摩某一類作品的整體創作面貌及其思想、風格演變的軌跡，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便利。

　　　收錄最全

　　在2015年以前，坊間印行的徐志摩全集多達十幾種。但大多名不副實，真正稱得上是全集的，除天津版外，另有四種：

　　一是臺灣傳記版。1969年1月，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6輯本《徐志摩全集》，由張幼儀贊助，徐積鍇負責搜集資料，蔣復璁、梁實秋主編。2013年3月，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徐志摩全集》，是以臺灣傳記版為底本重新排印的。

　　二是香港商務版。1983年10月，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5卷本《徐志摩全集》。1992年7月，又出版四卷本《徐志摩全集·補編》，由陸耀東、吳宏聰、胡從經主編，趙家璧、陳從周、徐承烈審校。1988年1月和1994年2月，上海書店先后重印香港商務版全集本和補編本。1995年8月，上海書店將兩種本子合在一起，推出9卷本《徐志摩全集》。

　　三是廣西版。1991年7月，廣西民族出版社出版5卷本《徐志摩全集》，由趙遐秋、曾慶瑞、潘百生合編。

　　四是浙江版。2015年2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6卷本《徐志摩全集》。其中，散文卷、詩歌卷、評論卷、書信卷、日記卷由顧永棣編，小說戲劇卷由顧永棣、顧倩合編。

　　相較于此前出版的五種《徐志摩全集》，北京商務版收錄徐志摩作品是最全的。編者充分吸收學界的研究成果（包括我和徐志東合編的《遠山——徐志摩佚作集》），在天津版的基礎上，增補了徐志摩佚文、佚詩、佚簡等100多篇，為徐志摩研究提供了更加完備的文獻資料，也進一步拓展了徐志摩研究的學術空間。

　　　編校審慎

　　商務印書館編輯在“推薦語”中說這部全集是韓石山先生“苦心收集整理、嚴謹考證、精心編訂的高水平成果”，我認為并非夸大其詞，而是符合事實的。韓石山先生把整理、編纂《徐志摩全集》視為其“一生的名山事業”，這種態度就足以令人肅然起敬。在《凡例》中，他雖聲稱這部全集“不是校注本”，對所采用的文本，盡量保持原貌，但在考證、校勘、注釋上還是下了大功夫。如，全集中，采用了由俞國林整理、段懷清輯校的徐志摩致萬維超、舒新城和中華書局編輯信函數十封（見《徐志摩致中華書局函》，《史料與闡釋》，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版），對其中未具寫作日期者，做了進一步的考證。這部全集訂正了徐志摩著作中明顯的缺漏、錯訛，但仍持謹慎態度，沒有徑改原文，而是保留了更動的痕跡。對某些可疑的文字用腳注加以說明，沒有輕易改動。某些外文人名、地名、書名、篇名等，擇要隨文出注，對于一般讀者和研究者，均有釋疑解難的作用。在題注中，具體交代了所依據的排印底本。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對采自他人編輯的文集，均一一做了說明。這是對他人“首發權”的肯定和尊重，也是良好學術規范的體現。

　　在編校過程中，韓石山先生和商務印書館動用了大量資源，邀請人民文學出版社岳洪治先生通校全部書稿，四川師范大學龔明德先生校訂書信，復旦大學談錚先生為外文部分把關，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文本的準確性。

　　我始終認為，對全集編輯質量的鑒定，應該建立一套科學、規范且行之有效的評價體系。文本準確與否，無疑是評價全集編輯質量優劣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應該說，北京商務版絕大多數文本是準確無誤、可靠可信的，完全可以放心閱讀和使用。

　　徐志摩在印度和泰戈爾在一起。圖片選自《徐志摩全集》

　　全集難全

　　北京商務版無論是在封面、版式設計方面，還是在裝訂形式、使用材料等方面，均花了大量的心思。從某種意義上講，這部全集“很徐志摩”（我的一位博士生語），與愛“美”的徐志摩是相匹配的。

　　當然，北京商務版也不敢說是盡善盡美的。因受客觀條件的限制，這部全集仍存在失收、失考、失校的現象。

　　全集不全、全集難全，似乎是所有中國現代作家全集的宿命。但是，既然名為“全集”，自當力求完備，將作家生前作品盡可能悉數編入。說北京商務版收錄最全，畢竟是相對而言的。這部全集仍漏收了部分作品，如《新月》月刊1928年9月第一卷第七號、同年10月第一卷第八號的《編輯余話》（見陳子善《〈新月〉中的徐志摩佚文》，《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三期；子善先生提到的《〈現代短篇小說選〉》并非佚文，已收入全集，題為《〈現代短篇小說選〉評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館所藏徐志摩致胡適的三封英文信（作于1925年5月3日、19日、22日）和幾則電報稿。據我所知，徐志摩后人處藏有徐志摩致張幼儀書信數十封，也未收入包括北京商務版在內的各種全集。

　　編纂作家全集，應重新出發，以作家生前已刊未刊作品為主要依據，其身后出版的各種集子和由他人發現、整理的佚作，只可作為參考之用。北京商務版所依據的排印底本，有一些不是原始材料（初刊本、手稿本），而是“采自他人編輯的文集”。他人編輯的文集終歸是二手材料，其本身或欠準確。如1922年，徐志摩在宋云彬主編的《新浙江·新朋友》上發表了一篇散文《印度洋上的秋思》、一首詩《笑解煩惱結（送幼儀）》和一則《徐志摩張幼儀離婚通告》。北京商務版第一卷“散文（一）”，第240頁題注中稱，《印度洋上的秋思》“1922年11月6日起，在《新浙江報》連載三期（未完）”。這篇散文何時開始連載，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已于11月21日全部載完，共連載了七期或八期。其中，11月10日、11日均為“三續”，因為10日“一共排差了三十八個字，沒法更正，只得再重排一遍”（《新朋友》欄編者按語）。《徐志摩張幼儀離婚通告》載1922年11月8日《新浙江·新朋友》“離婚號（2）”，題下有“續六日”字樣。6日的報紙目前還沒有找到，8日《新朋友》欄刊有關于前半篇的“更正”。北京商務版是以上海書店1995年8月版《徐志摩全集》第八冊為底本的，而上海書店版至少有18處誤植。《笑解煩惱結（送幼儀）》載1922年11月8日《新浙江·新朋友》，北京商務版與其他版本一樣，也存在六七處相同的錯誤。又如，北京商務版第八卷“書信（二）”，內收1931年×月×日信（第65—66頁），實為1928年6月13日信之后半截（第33—34頁）；而1928年6月13日信之后半截，闌入的則是1924年6月初的一封信（第13頁）。其他版本的徐志摩全集或書信集都是如此。

　　北京商務版盡管存在部分失收、失考、失校現象，但瑕不掩瑜。總體來看，仍不失為一部最值得信賴和珍藏的《徐志摩全集》。（作者：陳建軍，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