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是中國文章學成立的標志

　　關于“中國文章學”成立的時代，目前學界各有分說，意見比較集中的有“魏晉南北朝說”和“南宋說”兩種。前者以中山大學的吳承學先生為代表，后者以復旦大學的王水照先生、四川大學的祝尚書先生為代表。這個問題很值得認真討論，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時間點的問題，更關乎中國文章學的本體特征、文體范圍及理論體系等方面的重要問題。

　　我們認為，中國文章學成立的時代定在魏晉南北朝較合適，成立的標志就是劉勰的《文心雕龍》。吳承學先生著《近古文章與文體學研究》一書已從文章之士地位的確立、文章論著出現(xiàn)并成熟、文章志與文章總集等幾個方面作了論述。 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闡述：

　　文章學意義上的“文章”一詞的廣泛運用。

　　“文章”一詞在魏晉以前就大量使用，但內(nèi)涵復雜，直到司馬遷的《史記》才首次在文章學意義上使用“文章”一詞。郭英德在《文章的確立與文體的分類》一書中指出，東漢時期人們已明確把詩歌、辭章統(tǒng)稱為“文章”。魏晉以后，人們更是廣泛地在這個意義上使用“文章”一詞了。如曹丕《典論·論文》：“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常著文章自娛。”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有“文章”專論。摯虞《文章流別論》、任昉《文章緣起》，書名就鮮明標識“文章”一詞。據(jù)陳書良統(tǒng)計，作為文章學的集大成論著，劉勰的《文心雕龍》共用“文章”一詞26處，除了幾處表示“典章制度”“德行”意思外，大多表示“文辭、作品的泛稱”“文采、聲律”，這是在文章學意義上廣泛使用“文章”一詞了。

　　高度重視文章藝術。

　　文章學的根本目的就是探討如何寫好文章，所以講文章藝術是文章學的根本要義。魏晉南北朝文論追求文章藝術，辭采要求漂亮，曹丕提出“詩賦欲麗”（《典論·論文》），陸機要求“其遣言也貴妍”（《文賦》），蕭統(tǒng)選文的標準是“義歸乎翰藻”（《文選序》）。劉勰《文心雕龍》著書的出發(fā)點即探究“為文之用心”（《文心雕龍·序志篇》），即如何寫好文章，所以對文章藝術非常重視。劉勰專門設有“麗辭篇”，主張“麗句與深采并流”（《文心雕龍·麗辭篇》），當然這主要是對駢體文的要求。對于其他各式文體，劉勰也強調(diào)文采。他說圣賢文章也是講究文采的：“圣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文心雕龍·情采篇》）經(jīng)典為后世文章“樹表”“啟疆”，是“群言之祖”（《文心雕龍·宗經(jīng)篇》）。所以，學習圣賢文章，一方面要學其雅正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學其漂亮的辭采。劉勰又設“章句篇”“練字篇”“附會篇”，專門探討文章的遣詞造句、篇章結構等方面的技巧問題。可以說，重視文章藝術是魏晉南北朝文壇的普遍風氣。

　　自成體系的文章學著作。

　　一門學問如果僅僅是散發(fā)式的片言只語，那還是處于不自覺的萌芽階段，只有上升到自成體系的理論層面，才標志著這門學問真正成立。在魏晉以前，《史記》《漢書》等也有不少地方談及文章，但只是零散的片言只語，不成體系。曹魏以后，出現(xiàn)了專門的文章學論述。曹丕的《典論·論文》可以說是中國文章學史上第一篇專論。摯虞的《文章流別論》、任昉的《文章緣起》是專門的文章文體學論著。這些專論雖然篇幅不多，但從其所涉內(nèi)容來看，儼然是中國文章學的專門論著。據(jù)史載，南朝宋明帝劉彧也曾熱心撰寫文章志：“（帝）好讀書，愛文義，在潘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宋史·明帝紀》）也可見當時文壇風氣。至于劉勰的《文心雕龍》更是“體大思精”的文章學巨著，其內(nèi)容包含文章本體論、文章文體論、文章創(chuàng)作論、文章批評論。哪怕以今天的學術體系標準來衡量，《文心雕龍》也是當之無愧的體系完整嚴密的文章學理論著作。這是常識，無需贅言。清代紀昀評《文心雕龍》：“論文之書，莫古于是編，亦莫精于是編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20）評論確當。

　　文章學理論及實踐的深遠影響。

　　一門學問的成立，不僅要看它何時出現(xiàn)，還要看它對當時和后世有沒有影響。如果只是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隨后銷聲匿跡，只是曇花一現(xiàn)，那這門學問并沒有“立”起來。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魏晉南北朝文章學理論，對當時和后世文章創(chuàng)作都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唐宋文章（包括駢體文和散文）的興盛與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文章學理論和實踐上的探索分不開。理論上，比如唐宋古文運動講文道關系，從“文以明道”到“文以載道”，再到“作文害道”，這實際是《文心雕龍》“道術之辨”的延續(xù)。也許有人要問，唐宋古文運動不是反對駢體文嗎？其實，唐宋諸大家并不一概否定漂亮文辭，只是反對片面追求華麗辭藻。黃侃說得好：“唐人所不滿意，止于大同已后輕艷之詞，宋人所詆為俳優(yōu)，亦裁上及徐、庾，下盡西昆，初非舉自古麗辭一概廢閣之也。”（《文心雕龍札記》）這跟劉勰“文麗而不淫”（《文心雕龍·宗經(jīng)篇》）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實踐上，說唐代駢體文繼承魏晉南北朝，恐怕沒有人有異議。但要說唐代散文也傳承了魏晉南北朝的藝術基因，認同的人可能不多。其實，古代就有人認識到唐代文章與魏晉南北朝文章的傳承關系，這里略舉數(shù)例以說明之。清代袁枚說：“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選》理者，不獨杜少陵也。韓、柳兩家文字，其濃厚處，俱從此出。”（《隨園詩話》卷七）劉熙載：“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藝概·文概》）許梿說：“三唐奧窔，未有不胎息六朝者。”（《六朝文挈原序》）上面三人的話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唐代文章成就之所以如此之高，離不開魏晉南北朝文章學的滋養(yǎng)。

　　總之，中國文章學成立的時代應定在魏晉南北朝，成立的標志就是劉勰的《文心雕龍》。“南宋說”棄魏晉南北朝文章學興盛不顧，也無法合理全面解釋唐宋散文興盛的原因。南宋時期的確出現(xiàn)過一批文章學論著，但只能說是中國文章學的深化和細化，而不是成立。

　　（作者：吳中勝，系贛南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