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補舊五代史》為何珍貴？ 歷時近30年填補史學相關空白

　　正在北京舉行的“奮進新時代”主題成就展上，四川展區展出的圖片、視頻、沙盤、文物、書籍及互動展項，全面立體地呈現了新時代治蜀興川碩果。在展出的川版書籍中，《輯補舊五代史》引人注目。《輯補舊五代史》是怎樣的一部書？其珍貴之處體現在哪些方面？其背后的編撰者又有著怎樣的馨香家風、文化傳承故事？

　　二十四史中23種存世

　　《舊五代史》原本明代佚失

　　為什么“舊五代史”需要輯補？要回答這個問題，還需要從二十四史說起。作為中國基本史籍的二十四史，因其權威性、廣泛性與連續性，在中國歷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二十四史中，有二十三種是原本流傳下來的，只有一種比較特別：其原本到明代消失不見，那就是《舊五代史》。今天我們常見到的《舊五代史》通行本，是清代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本子。但這個本子被學界認為不夠理想。早在20世紀30年代，我國杰出的史學家、教育家陳垣便指出其中需要修訂的地方，并計劃對《舊五代史》重新做輯補工作。陳垣曾撰寫《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一書，對《舊五代史》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探討，并對校勘《舊五代史》提出了綱領性意見。

　　1956年，陳垣在為影印明本《冊府元龜》所作的序中指出：“乾隆中四庫館輯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冊府》輯出，乃以《冊府》習見，外間多有；《永樂大典》孤本，為內府所藏，遂標榜采用《大典》，而《冊府》只可為輔。”

　　1960年，陳垣正式承擔校點輯本《舊五代史》的工作。在《標點〈舊五代史〉問題》一文中，他說：“《冊府元龜》所載五代時史料尚多，這種史料既未明著為《舊五代史》原文，所以就不必要補了。而且我們現在做的是標點而不是補輯，目的是保存輯本《舊五代史》的原貌，能不動的就不動。至于補輯，乃另一回事。”陳垣校點《舊五代史》直至生命的最后歲月。

　　歷時近30年完成450萬字

　　比通行本更接近《舊五代史》

　　陳垣所說的“另一回事”，是他的孫子、歷史學者陳智超所做的工作。該工作的目標，是做出一個比現有輯本《舊五代史》更接近原本（未佚前）《舊五代史》的版本。

　　陳智超196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史專業攻讀研究生，1965年畢業后留所從事專業歷史研究。陳智超曾編成230萬字的《道家金石略》，出版《解開〈宋會要〉之謎》備受贊譽。其中《解開〈宋會要〉之謎》被認為是“為全面整理《宋會要》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宋會要》是了解宋代政治制度的重要文獻，然而明代中葉這部書便消失了，存世的是《宋會要輯稿》。經過陳智超的努力，不僅發現了《宋會要輯稿》中的遺文，并且使嘉業堂本遺編復得。

　　1994年，陳智超正式投入輯補《舊五代史》的工作，歷時近三十年才完成。在此期間他先后發表了數篇有關輯補《舊五代史》的文章，顯示出厚積薄發的學術積淀與矢志不渝的堅定信念。2015年與巴蜀書社開展合作后，由巴蜀書社出資為陳智超先生配備工作助手。先后有三十余名助手投入到輯補《舊五代史》的工作當中，歷時六年攻堅，終于使本書得以展現在讀者面前——450萬字的《輯補舊五代史》，2021年由巴蜀書社正式出版。

　　《輯補舊五代史》一書，并不是對現有通行本的校勘、修訂或注解，而是從原典出發，從《永樂大典》《通歷》《資治通鑒》《冊府元龜》等史籍中，輯出屬于“薛本《舊五代史》”（宋初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書）的部分，重新完成一部較之現有通行本更加接近薛本的《舊五代史》。該書糾正了現有通行本中的大量錯誤，在本紀、列傳、志當中補充了大量內容，是五代史研究乃至唐末、宋史研究無法繞過的重要一環。作為中國古代史、文獻學領域的重要成果，該書的出版，無論從古籍整理領域還是文獻研究領域，都是一項另辟蹊徑、填補空白的工作，也是《舊五代史》研究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陳智超的父親陳樂素（陳垣長子），也是我國資深歷史學家、現代宋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陳智超繼承家學，在史學界成果豐碩。他的《輯補舊五代史》，是迄今為止對《舊五代史》做的范圍最廣泛、內容最深入、版本最豐富、體量最宏大的整理工作。祖孫三代都從事專業歷史研究的人不多，像陳垣、陳樂素、陳智超祖孫三代都做出了卓越成績的，更是罕見。

　　重現《地理志》

　　新增補人物列傳112個

　　《輯補舊五代史》在通行本基礎上，新增人物列傳112個，它們是：《梁書》4人（郭次妃，朗王存，楊涉，于兢）；《唐書》5人（虢國夫人夏氏，王淑妃，王處存，孟遷，孔循）；《晉書》2人（符蒙，劉遂雍）；《周書》13人（柴守禮，劉遂凝，馬希聲、希杲、希廣、希萼、希崇，馬賨，馬存，楊昭惲，王延政，王宗弼，王宗壽）；不能確定位置的增傳、補傳共88人。新增《外國列傳》1國（吐谷渾）。《輯補舊五代史》對原來通行本校正的內容，幾乎卷卷都有。除了校正通行本本身之誤外，《輯補舊五代史》還指出了影庫本粘簽、劉本、《通鑒》《元龜》《大典》《會要》等存在的問題。經粗略統計，總量在480處以上。

　　由于十志部分比較重要，陳智超對它們的處理，較之其他部分亦有所區別。這種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順序調整，陳智超對十志進行了重新的排列組合；二是類目劃分，對原有志的內容按類別進行分類；三是重現《地理志》。通行本其中一卷為《郡縣志》。中華書局本有校記曰：“《通鑒》卷二六四《考異》引作‘薛居正《五代史·地理志》’，卷二六九《考異》引作‘《薛史·地理志》’，《通鑒》卷二六四、二六九、二九三胡注皆引作‘《薛史·地理志》’，疑當作‘地理志’。”陳智超同意其看法，因而改“郡縣”為“地理”，并且增補了大量內容，其篇幅幾近原來的三倍。

　　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