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樣的散文，不一樣的“文化中國”

　　【從新年首期選刊看文學新氣象】 

　　別樣的散文，不一樣的“文化中國” 

　　——從2023年第1期《散文（海外版）》看當下散文創(chuàng)作特色與趨向 

　　作者：周新民（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教授、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分中心研究員）

　　今天散文的魅力取決于思考的深度和廣度，歸根結底取決于敘述什么樣的“文化中國”和怎樣敘述“文化中國”。這決定了散文創(chuàng)作的氣象，也左右了散文創(chuàng)作的趨勢。由百花文藝出版社主辦的《散文（海外版）》是月度散文選刊。以2023年第1期雜志為例，我們可以管窺當下散文創(chuàng)作的基本風貌和格局。

　　深入中國自身歷史脈絡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敘述中國故事是中國文學的重要母題。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如何講述中國故事。這里所提到的“如何講述”中國故事，并不是在講述方法層面上來考慮中國故事的講述，而是要構建一個不一樣的敘述格局來講述中國故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當談到講述中國故事的時候，其背后有一個講述西方故事的參照系。不僅如此，人們慣于在中西故事的等級關系之中去選擇中國故事、敘述中國故事。因此，從根本上看如何講述中國故事，不是方法論層面的話題，而是如何處理中西“故事”關系的問題。本期《散文（海外版）》的幾篇散文在敘述中國故事時呈現(xiàn)出嶄新的氣象，它們深入中國自身歷史脈絡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去找尋“文化中國”，體現(xiàn)了散文家敘述“文化中國”的基本立場和出發(fā)點。

　　胡學文的《拴在年上的記憶》所敘寫的是中國老百姓耳熟能詳的春節(jié)生活。與很多寫春節(jié)的文學作品不一樣，它所寫的不是圖騰式的春節(jié)，也不是儀式化的春節(jié)，而是深入中國人骨髓深處的日常化的春節(jié)。胡學文表面上不厭其煩地詳細敘寫春節(jié)的程式、美食等，而作品內在內容寫的是深入中國人血肉之中的日常倫理與情懷，勾畫出親情至上的文化根脈。《拴在年上的記憶》講述春節(jié)特有的“味道”。周缶工的《老屋衣馬》所寫的也是尋常百姓家的歷史與日常。老屋是老舊中國的縮影，老屋里的蕓蕓眾生乃是中華兒女。《老屋衣馬》并沒有酸腐氣，而是充滿了可愛，充盈著怡然自得的綱常與倫理。

　　《拴在年上的記憶》與《老屋衣馬》這兩篇散文的“新奇”在于，他們客觀還原“老中國”的方式，不是夸張的，也不是居高臨下的，而是貼近歷史的、煙火氣的，它力求寫出一個“客觀的中國”。這里的“客觀的中國”并不符合某種先驗的觀點，而是深入中國人的血脈之中，展現(xiàn)其歷史的自洽性。所以，兩位作者在敘寫春節(jié)、老屋這樣的常規(guī)題材時，才能如此心平氣和、娓娓道來。

　　其實，兩篇散文能如此平靜地“敘述中國”，自然是參照中國故事的角度和標準發(fā)生了變化。原來那種圖騰式、儀式化地敘述中國的方式，是由其所參照的西方預設的文化等級所決定的。以西方現(xiàn)代性為視角來敘述中國故事，中國故事則充滿了獵奇，甚至夸張與扭曲，行文之時難免有劍拔弩張之氣，自然就難以心平氣和地敘述。敘事思維的調整，不僅能讓散文在敘述中國故事時呈現(xiàn)出豁達、自然的氣象，更重要的是，散文所觀照的人和事的價值觀也發(fā)生了變化。穆欣欣的《把日子往前過才是幸福——紅樓人物劉姥姥》體現(xiàn)了這種轉化的趨勢。《紅樓夢》中的劉姥姥是中國人都很熟悉的人物形象，在很多讀者眼里，她笨拙的言行與不合時宜的思想，是那樣充滿喜劇感。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無非是人們習慣性地從高處出發(fā)來審視劉姥姥。然而，如果貼近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尤其貼近老百姓“過日子”的人生倫常來看待劉姥姥，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劉姥姥身上所迸發(fā)出來的堅韌、寬厚，散發(fā)出耀眼的人性光輝。

　　段愛松的《斑斕捕夢人——我與外國文學之緣》的思路與《把日子往前過才是幸福——紅樓人物劉姥姥》有異曲同工之妙。它所討論的主要話題是中外文學關系。說起中國作家與外國文學之間的關系，習見的敘述是講述中國作家如何受到外國作家、作品的影響。然而，這篇散文的敘述思路卻與眾不同，它以中外文學經典之間的“互通”與“互鑒”作為敘述的思路，仔細地敘述了《紅樓夢》與《浮士德》之間的“互鑒”之處。同時，它也在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柳永的《雨霖鈴·秋別》、溫庭筠的《菩薩蠻·雨晴夜合玲瓏日》、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之間找到“互通性”。

　　給傳統(tǒng)審美意識注入當下性 

　　描寫山水田園是中國散文固有之重要領域，也為后世留下了大量令人稱道的優(yōu)秀篇章。此類散文借景抒情，以景、物甚至山水田園寄予作者的思想情感和道德理想。這樣的寫物抒情方式之所以長盛不衰，是因為它們和中國傳統(tǒng)審美觀相聯(lián)系。中國早期的比德、暢神審美意識，都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散文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當下散文創(chuàng)作仍注重表現(xiàn)比德的審美意識和暢神的審美理想，這也是表現(xiàn)“文化中國”的主要方式。

　　馬曉燕的《在花朵中念與痛》以比德的審美意識來表現(xiàn)當代人應該堅守的價值觀。馬曉燕以槐花來表現(xiàn)人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以玉蘭來體現(xiàn)不流于世俗的價值追求，以牽牛花來表現(xiàn)對于淳樸心靈的向往。黃丹丹的《我的植物故交》在更為深邃的哲思層面來建立“物”同“人”的關系。文章通過對蓼、雪見草、馬泡秧子、狗尾草、三棱草、野莧菜、美人蕉、鳳仙花、矢車菊、六道木等植物的細心觀察，對植物物性進行不厭其煩的書寫，無非是要恢復人類認知植物的各種能力，重新找回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作為自然的一部分，人和植物本來就是共同享受自然界的陽光與雨露，只不過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讓人類和自然相遠離，人與自然相阻隔。黃丹丹從植物與人的關系入手，期望重建人和自然之間平等、和諧的關系。

　　以物觀人是中國傳統(tǒng)審美方式。這種審美方式的確立和中國古典美學的“天人合一”的審美觀念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物我相連、物我一體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非常寶貴的價值觀念，尤其在物質高度發(fā)展的時代，為了避免功利主義給人帶來傷害，重新回歸“天人合一”價值觀，自然有其重要價值和意義。“天人合一”最有價值之處在于從“物”與“人”的系統(tǒng)性關系出發(fā)來處理“物”與“人”的關系，而不是簡單地以“物”為中心，或者簡單地以“人”為中心。葛小明的《大樹獨立街頭》以幾棵樹的命運為參照對象，深入思考這一問題。小區(qū)欒樹出油，業(yè)主要求物業(yè)一砍了事，但沒有想到夏天無蔭可憩息的煩惱。人們只想到大樹患病，粗暴治理，沒想到生態(tài)平衡遭到破壞。葛小明以物及人，言明人同樹木，是一棵行走的大樹。大樹離開自己的生態(tài)系統(tǒng)難以存活。人類又何嘗不是生存在生態(tài)系統(tǒng)之中呢？

　　雖然皈依于傳統(tǒng)審美意識和傳統(tǒng)的觀物之審美方式，能寫出令人沉醉的散文作品，但是，畢竟時代在發(fā)展，如何在當下語境中去擴展傳統(tǒng)審美意識，給傳統(tǒng)審美意識注入當下性，也值得散文家深思。謝宗玉的《江南江北，盡是瀟湘意象》可謂是其中具有典范性的作品。“瀟湘八景”經過歷代文人墨客的渲染，已經蔚然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重要的美學旨趣。借助現(xiàn)代科學技術復原，“瀟湘八景”令人流連忘返。然而，作者的筆觸不是去歌頌“瀟湘八景”的審美旨趣，而是格外冷靜地剖析了“瀟湘八景”形成與流變的歷史原因，指出“瀟湘八景”實際上包含了消極甚至病態(tài)的審美心理。于是，作者發(fā)出呼吁，要開文化新路，避免文化陷阱，不要盲目“鼓吹那些舊意象”。葉青的《一座山何以成名》也是從理性的眼光來審視中國歷史與文化。與一般作品在書寫名山大川的時候不加思考地膜拜名山大川的文化傳說與掌故不同，《一座山何以成名》的可貴之處在于科學、理智地看待麻姑山成名的原因：自然造化與歷史賦予。《一座山何以成名》告訴我們，名山大川文化的沉淀當然是我們應該珍視的文化傳統(tǒng)，但是，尊重、弘揚傳統(tǒng)文化，一定要有科學分析的過程。

　　書寫親情又不止步于表現(xiàn)親情 

　　人們常說中國以家庭為本位，中國人格外重視家庭倫理，形成了尊親愛幼的傳統(tǒng)美德。因此，敘寫父輩與子輩之關系是散文創(chuàng)作亙古未變的主題。這一類主題既包括書寫晚輩對于父愛母愛的贊揚，也有舐犢情深的流露。然而，要寫出新意，難度自然很大。本期《散文（海外版）》在親情書寫上也有探索：書寫親情但是又不止步于親情。探索的路徑概而言之有兩種。一是以沈念的《長路和短句》、江子的《燃爆記》、田鑫的《河流的幾種形式》為代表，著重從“縱向”的歷史角度敘述“父”與“子”的關系與情感；二是以任芙康的《父親》、馮帆的《多年父子成朋友》、王韻的《夜蒼茫》為代表，著重從“橫向”的角度書寫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長路和短句》刻畫了一位鄉(xiāng)村干部致力于改造鄉(xiāng)村的簡史。父親年輕時致力于“移山”，為鄉(xiāng)村增加耕地面積，他以不可思議的方式，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來“移山”。后來父親出任村支書，以“詭計”引來縣委書記走山寨的爛泥路，為山寨爭取到了修路資金。如果是僅如此記述一位鄉(xiāng)村干部的歷史，顯然沒有多大價值。作者巧妙地插入兒子“他”的視角，從父與子的關系中來敘述這一段歷史。把父親對兒子的影響史，作為《長路與短句》的內在敘述線索，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江子的《燃爆記》似乎只是寫個人的家庭小事，刻畫了一位吝嗇、脾氣暴躁、不講感情的母親形象。《燃爆記》的價值在于，它把母子關系置于歷史流變宏闊的背景中去思考。在城市禁止燃放爆竹的時代，母親為了給兒子一家出行祈求平安，執(zhí)意燃放鞭炮，是多么的不合時宜。然而，這是她難得釋放對子女、家庭的情感的機會。時代巨變之中的“不合時宜”，雖然不具備歷史價值，但是具備寶貴的倫理價值。這是《燃爆記》要表達的主旨。田鑫的《河流的幾種形式》表面上寫祖父與姑姑、叔叔，父親與“我”之間的親情與羈絆。實質上所寫的是在祖孫三代的時光流變之中的親子之情。作者在敘述之中以回溯的敘述方式來表現(xiàn)對于“根”的回望。

　　上述幾篇散文側重在歷史縱向關系中書寫親情，避免了平面敘述的詬病。除了在縱向上開掘之外，這期《散文（海外版）》還有一些散文注重在橫向的社會關系中去擴展親情的書寫內涵。“父”與“子”不再是書寫父輩形象的載體，而是觀察社會、洞悉人心的一種方式。任芙康的《父親》表面上是圍繞父親和“我”之間關系來書寫父子情。父子情固然是文章要表現(xiàn)的內容，但是，以“我”之眼，書寫一位與他人交往中體現(xiàn)出品行高潔、“雍容”的父親人生過往，才是《父親》的本意。馮帆的《多年父子成朋友》不是簡單地歌頌父親，而是以父與子之間的“朋友”關系為紐帶，既書寫了父與子之間的深情，也刻畫了一位私德上的孝子、工作上敬業(yè)的父親形象。《父親》《多年父子成朋友》不再拘囿于父子之間，而是從更廣闊的社會關系之中刻畫“父親”的形象。王韻的《夜蒼茫》是傾向私人情感的書寫。二姨讓獨子學平參軍，兒子參軍后，她非常思念兒子。兒子學平也是非常思念母親，除夕之夜冒著風雪步行二十多公里去縣城給母親打電話報平安。由于思親心切，學平漸漸神志不清。后來全靠二姨獨自一人照料。然而，文章還不是簡單的“母”與“子”之間的深情書寫。這樣的私人情感在作品之中完成了一個重要的轉換。文章有機地融合了“我”的情感。“我”和學平相約，隱瞞除夕雪夜步行打電話的一事，以免增加二姨的內疚之情。文章在這里把單向度的母子之間的私人情感書寫，橫向遷移至社會關系之上，使二姨與學平之間的感情溢出了家庭內部，構成了一部由愛環(huán)繞的社會生活圖景。這是《夜茫茫》感人之處，也是它的價值之所在。

　　作為一種比較成熟的文體，散文創(chuàng)作要突破、要創(chuàng)新實屬不易。不過，從《散文（海外版）》2023年第1期的作品來看，散文家們在順應時代之變、在創(chuàng)作中尋求變化和創(chuàng)新上，還是很有成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