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右1）、蔡駿（右2）、羅偉章（左2）對談。

　　羅偉章《隱秘史》

　　蔡駿《謊言之子》

　　小說有不同的流派、寫法，作家們如何看待彼此的差別？在視頻和圖像成為大眾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時，我們為什么還要讀小說？4月8日晚，四川兩位小說高手阿來、羅偉章，與從上海遠道而來的著名懸疑小說作家、編劇蔡駿相聚阿來書房，以“如果生活是一部小說”為題，展開一場文學交流。三人對談圍繞蔡駿作品《謊言之子》、羅偉章作品《隱秘史》展開，根據各自的小說創作經驗，分享各自的見解。整場交流涉及類型文學與純文學的區別與聯系、文學的地域性、作家與故鄉、小說中虛構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小說與電影等多個話題。

　　《隱秘史》是羅偉章長篇小說“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描寫了西南邊陲一個荒蕪村落的故事，通過具有魔幻和懸疑色彩的情節，向我們鋪陳了埋在人心深處那些隱秘的褶皺。《謊言之子》是蔡駿的懸疑新作，講述了跨越16年、相互糾葛的兩樁謀殺謎案，和構建在謊言之上的個人與家庭所背負的人生之重。秘密之中或許埋著更多秘密，面具之下或許仍是面具。人生的真實與虛假紛紛擾擾，我們作為主角有時無法辨認，小說通過虛構方式創造了另一種真實。

　　蔡駿與羅偉章首先分享了各自對對方作品的閱讀感受。蔡駿先是在雜志上讀到羅偉章的一個短篇，然后又去看羅偉章的長篇小說《隱秘史》，“他筆下的本土化的中國鄉村故事獨特而少見，讓我想到了茨維格”。羅偉章則從蔡駿《謊言之子》談起，認為蔡駿寫的懸疑小說是“用反類型的方式注入到類型小說里。他在小說里自覺地為某一個時代留下印記，有歷史感、空間感。同時對現實和時代人心有深切關懷”。

　　類型小說和純文學之間需要達到一個好的平衡

　　阿來將羅偉章和蔡駿的創作方式進行了對比，“近些年來，羅偉章的小說從格外注重意義等純文學性逐漸轉向兼顧故事性，滿足讀者好奇心，表現出類型文學的一些優良品質。蔡駿的作品則是從類型文學的屬性開始對純文學性進行了雕琢，在類型小說和純文學之間達到一個很好的平衡，做到了‘類型以及類型的溢出’，如同加熱的牛奶從‘類型’的罐子里溢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兩位小說家有了奇妙的共通性。”阿來坦言，其實世界上有很多經典文學，如果從本質上來說都可以被看成類型文學，但它們同時都具備超出類型的部分。阿來還提到，情節、故事、節奏，其實對于小說來說是同一個意思，“只不過不同的寫作者進入小說的方式不同，各有偏重不同而已。當小說的表達偏重于故事時，它表現為情節；當表達偏重于語氣、情感經歷的起伏時，就表現為節奏。”

　　對純文學與類型文學之間的區別和聯系，阿來也進行了詳細分析，“一些純文學如果過分追求意義，過分追求生活細節的真實，過分迷戀對人物內心最深處、最隱秘的幽微之處的開掘，而對故事性和可讀性有所忽略，容易讓小說寫得太悶。其實古典小說很看重故事性，章回體小說每章往往以‘請聽下回分解’來結尾。小說需要回到故事本身。說到一些類型文學，則在文體上沒有追求；同時過于追求商業成果，害怕給讀者造成難度，只注重情節推進也令人乏味。這兩者需要達到一個好的平衡。”

　　小說與作者現實生活的關系是“自傳”也是“未曾經歷的人生”

　　小說是一種虛構性質的文字體裁。那么其內容、人物與現實中的作者生活有怎樣的關系？羅偉章認為，一個作家不管隱藏得多深，在他的小說里一定隱藏著自己，“每一部小說本質上都是作家的自傳”。蔡駿則認為，小說中的人物和現實中的自己是相反的，“謊言背后的自己，其實也是自己。每個人都有虛構的欲望和能力。或許每個作家在生活中可能都是說謊高手，從生活的虛構到文學的虛構，這個跨越是很有意思的。”阿來則認為，小說有足夠的容量，“我希望自己的小說可以大于生活，寫作是自己未曾經歷的某種生活的擴張。我寫小說時會經常假設自己就是作品里的那個人。在小說當中找到一個空間，去過一種自己未曾經歷的人生。”

　　三位作家還談到看電影和讀小說的差別。蔡駿說自己看電影也很多，認為小說與電影有共同之處：注重敘事。但他還是更傾向于讀小說，“因為它直達心靈。我感覺現在讀小說的人越來越少。因為比起看視頻，看小說要帶著腦子去看，是腦力勞動。但這恰恰證明小說的可貴。”

　　羅偉章的體驗是，“電影是進入眼睛，小說是入心。當然也有優秀的電影入心，能進入更深層的地方。電影是具象的，而小說想象的空間，撐開的可能性更大。”阿來認為，抽象的能力是語言和文字帶來的，圖像如果太泛濫可能會引起人思維能力退化。人還是不能停止閱讀，因為閱讀和文字能幫助抽象思想能力。人如果要進步，還是要做一些有難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