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長于草木繁茂的鄉間，我自幼對身邊的一花一木感到好奇，囿于條件有限，彼時尚不知那些自由絢爛的野花野草叫什么名字。大學上《詩經》課，接觸到細井徇《詩經名物圖解》，看到那些精美的插圖，才真正認識了荇菜、飛蓬、游龍（紅蓼），然后再讀“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山有喬松，隰有游龍”“自伯之東，首如飛蓬”，這些植物立即浮現眼前。2000多年前，先民怎樣發現它們，為何將它們寫入詩中？經過漫長的歷史流轉，它們又寄托了后人怎樣的情感，發生過哪些有趣或感人的故事？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開始以具體的植物為對象，去探尋它們背后的歷史文化。翻閱古籍中與植物相關的各類文獻時，我越發覺得，植物是打通古今、連接中西的載體，我們身邊尋常可見的一草一木，背后都可能蘊含著無比厚重的歷史文化。

　　　　自古以來，植物就是衣食、醫藥之源，是先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與此同時，山中喬木、河畔青草、空谷幽蘭，亦是先民寄情寓興的重要載體。牡丹象征富貴，蘭花是君子，梅花有傲骨，折柳贈遠別，紅豆寄相思，它們出現于文學、繪畫之中，是融在國人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如果植物會說話，講起自己在歷史長河中的種種遭逢和際遇，可供言說的很多：從本草、農學、園藝，到經學、文學、民俗、掌故，乃至東西文明交流、歷史地理氣候……可以說，由草木匯集起來的，是一個豐富駁雜、有趣有料、詩意盎然的世界。

　　　　自然界的花草樹木那么美，與它們相關的詩文典故那么美，畫家筆下的花卉、博物插畫和本草圖譜也是那么美，如此多美麗的事物涌現在我面前，除了將它們寫下來，我想不到別的辦法來表達內心的感動。“寫作是內心的需要”，我在中文系課堂上聽到的這句話，貫穿了兩本《古典植物園》寫作的心路歷程。

　　　　因此，《古典植物園》并不是什么植物都寫。美國小說家卡佛說，每個作家都應該寫自己熟悉的、能感動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寫“應該感動”他的東西。我在選取所要寫的植物時，就遵循了這一原則。

　　　　寫哪種植物往往緣于一種契機，或一種緣分。這個契機可能是讀書時遇到了問題，有了問題意識，才有了尋找答案的動力。例如，《詩經·鄭風·溱洧》里的“勺藥”究竟是不是芍藥？“蜀葵”是因為產自巴蜀而得名嗎？木蘭就是玉蘭嗎？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正是寫作的過程。

　　　　這個契機也可能是日常生活或旅行途中的發現。一年冬天在北京的早市上，我見到了慈姑和荸薺，聯想到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和小說，覺得有必要好好認識一下這兩種植物。之后重讀汪先生的文章，竟然有意外的發現。又一年夏天去襄陽，在護城河的橋頭被兩棵巨大的夾竹桃所震驚，于是就想了解一下這種植物的前世今生。

　　　　另外還有一種契機，是某個時刻遇到了這種植物，而它勾起了我的過往回憶，植物背后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和事。例如《古典植物園》中的葎草、金銀花、茉莉、水杉，是分別寫給我的父親、母親、中學好友，以及紀念我外婆的。在寫這樣的文章時，情感自然流露，寫起來最為順暢。

　　　　《古典植物園》無意向讀者做百科全書式的介紹。若是一味羅列文獻、面面俱到，與古代類書又有何異？因此，有了寫作的契機之后，扎進書堆，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找到有用的資料，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這項工作有時無比繁瑣，如果遇到植物名實不符需加考辨，寫作難度則會更大。

　　　　困難雖有，但在經史子集和東西文化之間尋找答案、挖掘故事，很像探險。因為你不知道會遇到怎樣的文獻資料，不知道會有怎樣令人心神蕩漾的意外發現。

　　　　以《古典植物園2》為例，從杏花寫到巴旦杏，才知道梵·高那幅著名的《杏花》是巴旦杏花，與我們江南春雨中的杏花并非一物；在了解荸薺的外形、生存環境和文化特質后，對《受戒》這篇小說的鑒賞又多了一個視角；寫冰雪中盛開的款冬，經由“僧房逢著款冬花”這首詩，對晚唐詩人賈島有了顛覆性的認識；由蜀葵寫到向日葵，得知它在傳入我國之初曾因形如蜂房而被嫌惡；而探索鳳仙花、散沫花這兩種可供染色的指甲花，就像在古印度、波斯以及中原文化之間暢意神游……

　　　　每到這個時候，我都會真心認同南美作家馬爾克斯的這番話：“有時候，一切障礙會一掃而光，一切矛盾會迎刃而解，會發生過去夢想不到的許多事情。這時候，你才會感到，寫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能夠帶給你“探險”般的樂趣，讓你遇見更多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這可能是兩部《古典植物園》與其他植物文化類圖書最大的不同。

　　　　（作者系植物科普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