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也談《文心雕龍》的子書精神與集部歸屬

　　《文心雕龍》書影 資料圖片

　　【文學爭鳴】

　　戚良德先生在《〈文心雕龍〉是一部什么書》（2021年12月6日《光明日報》13版）一文中指出：“（《文心雕龍》）所謂‘文評’與‘子書’皆為傳統之說，他們的相互包含畢竟只是一個略帶藝術性的概括，并非準確的定義。”戚先生最終定義《文心雕龍》為“一部中國文化的教科書”，是宏闊且極有見地的看法。然而將《文心雕龍》被視為“詩文評”或者“子書”的傳統說法僅視為“略帶藝術性的概括”，或許值得再予以延伸討論。

　　《文心雕龍》的“詩文評”與“子書”之說

　　《文心雕龍》作為一部“包舉宏纖”的文學理論巨著，在《隋書·經籍志》中被歸目至總集之中。其后的《舊唐書·經籍志》《玉海》等沿用同樣的分類方法，而《新唐書·藝文志》將其從總集中移出，歸于集部末單列的“文史類”。據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附錄·著錄第一》篇考證，將《文心雕龍》列入“文史”類的宋元目錄有8家，包括《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題解》《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等。而后《文心雕龍》主流的歸類法便是在“文史類”之中。明朝人面對唐宋以來大量的詩話文評著作，一些書目如《國史經籍志》《澹生堂藏書目》等開始于集部設立“詩文評”門類。這種分類法被后來的《四庫全書總目》采用，《文心雕龍》被官修目錄正式歸于集部“詩文評”類中。由于“詩文評”這一名稱，類似于現在所說的文學批評一詞，因此《四庫總目》對《文心雕龍》一書的歸目比較受學界的好評與認可。總而言之《文心雕龍》的集部之屬，從古至今可以算是主流意見。

　　然而一直以來還有部分學者認為將《文心雕龍》歸為集部不甚妥當，而應當將其視為子書，特別是明清之后此種觀點逐漸得到關注。如唐代劉知幾所著《史通·自敘》篇，列敘劉安《淮南子》、揚雄《法言》、王充《論衡》、應劭《風俗通義》、劉劭《人物志》、陸景《典語》、劉勰《文心雕龍》相繼產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從同列諸書皆屬子書看，劉知幾顯然是將《文心雕龍》當成子書。楊明照先生考察并列舉了明清時人將《文心雕龍》列于子部的許多例子。如較早把《文心雕龍》歸入“子部”的目錄為明代成化年間的《菉竹堂書目》，稍后出現的明《寶文堂書目》收《文心雕龍》為“子部”“類書”兩見，《脈望館書目》為“子部”“集部”兩見。再如清代祁理孫編《奕慶藏書樓書目》、沈復粲編《鳴野山房書目》則直接將《文心雕龍》視為“子之一”，歸目在“諸子”類別之中。

　　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宗劉》篇有言：“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鐘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為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劉永濟在《文心雕龍校釋》中說：“歷代目錄學家皆將其書列入詩文評類。但彥和《序志》，則其自許將羽翼經典，于經注家外，別立一幟，專論文章，其意義殆已超出詩文評之上而成為一家之言，與諸子著書之意相同矣。”兩位學者點出《文心雕龍》之所以能被稱之為子書的關捩處在于，它“自出心裁”“別立一幟”，故而能“成一家之言”且“與諸子著書之意相同矣”。那么諸子著書之意為何？《文心雕龍》又在哪些方面體現其子書之意？換而言之，《文心雕龍》承載的子書精神表現在何處？

　　《文心雕龍》的子書精神

　　首先我們需明確何為代表著諸子著書之意的子書精神。諸子書萌發于先秦，是東周末年王官之學失守，學在四夷的產物。《莊子·天下》篇有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先秦諸子從古王官之學遺留下來的“六經”典籍中獲得知識來源、理論啟發，來構建自己的學說。目的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漢書·藝文志》）。雖說百家爭鳴，各學說之間不乏相互矛盾之處，然其百慮而同歸之實質，在于諸子皆希冀以學說獲得統治者見信，達到重新建構現實政治、社會、道德與思想秩序的目的。

　　漢武帝“獨尊儒術”后，新官學與新秩序的確立使得漢后諸子著書立說的愿望逐漸演變成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所說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東漢王充將子書贊為“鴻麗深懿”之言，作《論衡》一書則希望“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并彰”。而曹魏名士桓范則將諸子之意旨與其中涵括的子書精神，作了頗為精當的闡述。他在《世要論·序作》中說：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為法式。當時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俶儻之人，為不朽耳。

　　桓范將子書之意旨概括為“闡弘大道，述明圣教”。實現這一意旨的方式方法為“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著作的子書對社會產生的功用和價值在于“當時可行，后世可修”。如果上述目標皆可達成，那么著子書者更勝于富貴而名滅者也，可成就不朽之功。綜上所言可知，所謂子書所承載的精神與價值就是通過立言弘道，立一家之言以解決現實社會的種種矛盾，獲得社會認可以成就不朽之功名。

　　而《文心雕龍》一書恰恰完美繼承了子書意旨與精神向度。首先劉勰在《序志》篇明確指出：“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至于君子處世，為什么需要樹德建言？劉勰在《諸子》篇作出回答“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人稟五材，卻形貌脆弱、壽命有限。“入道見志”的典籍卻可以樹立名聲，且經久流傳，故而“英才特達”“炳曜垂文”便成為君子處世該有的理想與追求。可見劉勰確是以子書的創作旨意來撰寫《文心雕龍》的。其次《文心雕龍》一書被稱之為“體大慮周”，五十篇文章分為“文之樞紐”“論文敘筆”“文之毛目”三個維度。整個理論系統涉及文學本體論、文體論、風格論、創作論、作家作品論、通變發展論、鑒賞批評論等多個理論層面的問題，學術視野非常宏闊。黃叔琳在《文心雕龍輯注序》評價：“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之秘寶也。觀其苞羅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綴文之士，茍欲希風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可謂知言。正是因為子書精神的加持，劉勰才果于“不屑古今”地去“擘肌分理”（《文心雕龍·序志》），構建自己的理論批評體系。

　　《文心雕龍》之所以能建構起如此宏大的理論系統，能夠解釋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其本質在于劉勰旨在立言，以學術思考、創建學術理論改變社會，這與歷代諸子在本質上、精神上是一致的。之所以選擇文學作為對象，本質原因是在劉勰的時代，文學早已不再是“余事”，不再是無足輕重的學問。自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起，文學便逐步擁有了重要的社會功能與價值。特別是劉勰所在的南朝，蕭梁皇族特別偏愛文采斐然者，《南史》卷五九《江淹任昉王僧孺傳》中曾有評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便是當時選材取士的真實寫照。因為文學社會價值的全面提升且文學對統治階層有了明顯的影響力，使得在南朝探討文學的本質、文學創作、對文學作品進行品評，就像歷代諸子以“一家之言”的學術成果干預現實社會的“治”術一般。劉勰希望通過對“文”之研究，建立“文”之標準，挖掘并提升“文”之功用與價值，立言千載，垂范后世，正是子書精神活潑潑的體現。

　　《文心雕龍》由子入集的書目歸屬

　　《文心雕龍》雖以子書之旨立言，且傳承了不朽的子書精神，然就其書錄歸目來說，宜集而不宜子。個中緣由在于《文心雕龍》始終是以“文”為最主要的研究對象，而且代表文章學在南朝的興起與獲得的最高成就。吳中勝先生于《〈文心雕龍〉是中國文章學成立的標志》(2021年5月17日《光明日報》13版）一文中以《文心雕龍》為核心，證明了文章學成立于魏晉南北朝，并否認文章學興起于南宋的說法，充分顯示了《文心雕龍》所具有的里程碑式的意義與價值。而集部初創于南梁阮孝緒編纂的《七錄》一書的“別集部”，最終確立于《隋書·經籍志》。《文心雕龍》的撰寫與集部的成立幾乎同時，并不是一種巧合，而是反映出南朝文學作品的充箱照軫，也正是有了如此豐富的作品基礎，文學理論批評才能在沃土中茁壯成長。而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古代詩文評著作在目錄學集部歸屬中經歷了從“總集—文史類—詩文評”的分化與演進，至終以集部詩文評的名義，奠定了現代文學批評史的基礎學理與格局。

　　彭玉平、吳承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闡述文學批評史發展歷程時指出：“雖然在古代經、史、子、集四部的分類次序本身就隱含著彼此間價值的高下，而且在集部之中，與總集、別集相比，詩文評又似乎只是‘集部里的一條尾巴’。但它歷經滄桑，最終贏得了相對獨立的地位，而這對于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此言甚知。或子或集的詩文評著作本身有著極其鮮明的特征，乃通過對文學現象進行探討，批評總結，擘畫未來，以立家言，兼具子集之長。若歸于子部，必然會受到家數流派的攪擾，它的特征與獨立性太容易被湮沒。不如留在集部，既能浸潤在集部豐富的文學淵藪之中，凸顯其獨立的學術價值，又成就了本土化、民族化文學批評的傳承與發展，書寫獨具價值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這便是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詩文評著作由子入集的合理性所在。

　　始自《文心雕龍》傳承的思想意蘊與立言精神，不僅影響了古代文評著作，更激勵了現代文學批評學科一代又一代的學者，以“樹德建言”的精神撰寫中國自己的文學批評歷史，構建本土化的文學理論批評體系。

　　（作者：景峻洋，系山西大學文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