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世界文學以及中國學者的貢獻

　　作者：王寧（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與世界文學研究”首席專家、上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

　　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世界文學逐步成為國際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界的一個前沿理論課題。此時世界文學思潮的再度興起和這一理論課題的影響已超越早先的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的束縛，成為一個備受全世界文學研究者關注的熱門話題。在這方面，中國學者不僅及時地將這一前沿理論課題引入中國語境，而且積極參與國際學界的討論，發出自己的聲音。

　　世界文學概念的提出及其歷史演變

　　實際上，關于世界文學的討論已經超越了文學的領域，成為全球人文學術研究界的一個熱門話題。我們一般會把世界文學這個概念的提出追溯至德國作家、思想家歌德，但實際上，早在1810年，就有德國詩人魏蘭德使用過“世界文學”這一術語，后來德國哲學家赫爾德也在不同場合使用過“世界文學”或“世界的文學”等術語，但歌德是最早將其概念化的思想家。當時，歌德在閱讀一些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非西方文學作品后發現，無論是歐洲還是其他地方的作家和詩人，都有相同的文心。因而他總結道：“詩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這一點在各個地方的所有時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體現……民族文學現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現在每一個人都應該發揮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來臨。”

　　作為世界文學的最早倡導者之一，歌德無疑有著世界主義視野。但即使如此，他本人依然未能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束縛。在簡略提及世界文學后，他便很快轉而評論那些在他看來卓有成就的歐洲作家和藝術家。后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借用了這一術語，用以描述作為全球資本化的一個直接后果的資產階級文學生產的“世界主義特征”。顯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世界文學較之歌德早先的局限于文學的世界文學概念已經大大拓展，實際上指的是一種包括所有知識生產的全球性的世界文化，而且這種世界文學現象的出現也是經濟全球化之于文化的一個直接后果。此期，世界文學已經從歌德的審美烏托邦想象演變成為一種文化現實。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試圖表明，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和世界市場的擴大，一種世界性的文學或文化知識的生產和流通已經出現。我們今天探討馬克思主義與世界文學的關系，主要關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文章中對一些世界文學的點評，例如莎士比亞、歌德、席勒、巴爾扎克、狄更斯、易卜生等人的作品。但其所涉及的也只限于歐洲作家的作品，幾乎未涉及美國文學，更不必說歐美以外的文學了。因此毫不奇怪，長期以來，國際學界的世界文學史編寫和世界文學研究領域一直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以及后來的西方中心主義占主導地位。世界文學版圖的繪制也往往聚焦于少數幾個歐洲大國的文學。即使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領域的丹麥著名文學史家勃蘭兌斯，在其多卷本《19世紀文學主流》中，也僅僅集中討論了英、法、德三國的浪漫主義文學，甚至都沒有涉及他的祖國丹麥以及北歐諸國的文學。未提及美國是有原因的，那時美國剛剛擺脫英國的殖民主義統治，文化上尚未獨立，更遑論有本土特色的美國文學。但后來美國的崛起和美國文學的發展，使得原先的歐洲中心主義逐步發展演變為西方中心主義，也即歐美中心主義。

　　由于民族主義的高漲和作家們對自己民族文學的弘揚，世界文學曾一度被冷落。直到20世紀初，世界文學才在一些非西方國家，包括中國，得到譯介。但世界文學真正作為一個問題再次被提出，應該是進入經濟全球化時代以來。可以說，經濟全球化的到來為世界文學的再度興起提供了適當的文化氛圍和條件。正如為世界文學的再度興起作出奠基性貢獻的美國學者莫萊蒂所言，“世界文學不能只是文學，它應該更大……它應該有所不同”，既然不同人的思維方式不同，他們在對世界文學的理解方面也體現出不同的態度，因此在他看來，“它的范疇也應該有所不同”。他進一步指出：“世界文學并不是目標，而是一個問題，一個不斷地吁請新的批評方法的問題：任何人都不可能僅通過閱讀更多的文本來發現一種方法。那不是理論形成的方式；理論需要一個跨越，一種假設——通過假想來開始。”另一位美國學者戴維·戴姆拉什的專著《什么是世界文學？》則把世界文學重新界定為一種文學生產、出版和流通的范疇，而不只是用于價值評估。在討論世界文學如何通過生產、翻譯和流通而形成時，戴姆拉什提出一個專注世界、文本和讀者的三重定義：“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世界文學是在翻譯中有所獲的作品。世界文學并非一套固定的經典，而是一種閱讀模式：是超然地去接觸我們的時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種模式。”這兩位美國學者的貢獻分別在于：莫萊蒂認為世界文學是一個問題導向的概念，對之的研究要用新的方法；戴姆拉什則解構了世界文學的經典性，強調其翻譯和流通。由于這兩位美國學者的推進，世界文學于21世紀初再度興起，并成為國際文學理論界和比較文學界的一個前沿理論課題，吸引了東西方眾多學者的關注和討論。

　　世界文學與中國

　　在中國的世界文學研究領域，西方中心主義也長期占據主導地位。這一方面是由于歐洲確實產生了許多蜚聲世界文壇的大作家，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留學歐美的學生較多，他們回國后大量譯介歐美文學，久而久之便在中國語境中形成了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勢。甚至在今天，我們在談到外語時就首先會想到英語，談到外國文學或世界文學首先想到的也是歐美文學。

　　但是我們談論世界文學，就不能不注意到另一個事實：反西方中心主義的嘗試在國際學界從未停止過，這也體現于世界文學史的書寫和世界文學選集的編選。在西方學界，荷蘭比較文學學者和文學理論家杜威·佛克馬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佛克馬由于早年受過漢學的訓練，對中國文學情有獨鐘，他試圖從文化相對主義的角度建構一種新的世界主義。即使在討論文學經典的形成和重構方面，他也不忘強調中國的文學經典在世界文學中的應有地位。在撰寫《全球化百科全書》中的“世界文學”詞條時，佛克馬以兩部分別出自德法學者之手的世界文學史書為靶子，有力地批判了西方中心主義：“雷蒙德·格諾的《文學史》（3卷本，1955-1958）有一卷專門討論法國文學，一卷討論西方文學，一卷討論古代文學、東方文學和口述文學。中國文學占了130頁，印度文學占140頁，而法語文學所占的篇幅則是其十二倍之多。漢斯·麥耶在他的《世界文學》(1989)一書中，則對所有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學全然忽略不談。”

　　但是那些受到西方中心主義束縛的世界文學研究者，在討論世界文學的著述中甚至不提及佛克馬這位世界文學研究的先行者的貢獻，更遑論引證他的著述，可見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勢根深蒂固。

　　其實，世界文學這個概念早在20世紀初就被介紹到中國，引起中國學者的關注。林紓、梁啟超、魯迅、胡適等大力主張譯介西方文學及其理論思潮，并在這方面作出卓越貢獻。特別是林紓的翻譯涉及世界多國文學，其數量之大在世界文學翻譯史上幾乎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林紓不懂外語，這既是他的短板，又是他得以突破單一語種涉及多國文學的一個長項：他邀請不同語種的專家口述外國文學作品，然后用道地的漢語將其編織成具有林氏風格的漢譯世界文學。另一位在譯介世界文學方面成果豐碩的作家、翻譯家則是魯迅。魯迅的翻譯遠超出了西方世界的文學作品，包括不少東歐的小民族文學以及東方的日本文學。正是經過魯迅的翻譯介紹，許多在西方學界鮮有人問津的小民族作家的作品才在漢語語境中獲得新生。魯迅在號召學習西方的同時，也通過自己的翻譯實踐有力地解構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勢，使廣大中國讀者認識到，世界文學并不僅僅是由那些主要的西方國家的文學組成的，廣大弱小民族和東方國家的作家及其作品也應當在世界文學版圖上占有一席。

　　此外，還有一些中國學者不遺余力地在漢語語境中推介世界文學，包括陳季同、鄭振鐸、黃人等。一些作家和批評家也自覺地將中國文學置于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中考察并作出評論。這些有益嘗試確實拉近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距離，但只是將世界文學譯介到中國，并沒有將中國文學及其批評理論譯介到國外，尤其是英語世界，更遑論參與國際學界關于世界文學的討論。

　　重寫世界文學史：中國的視角

　　在歐美學者的著述和先行實踐的啟迪下，中國學者于21世紀初開始參與國際學界的世界文學討論并發表了大量著述和論文，影響了國際學界關于世界文學的討論。但也要看到，重寫世界文學史的嘗試剛剛開始，我們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首先，我們要突破長期以來一直主導國際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界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模式，提倡世界文明平等對話且互鑒的精神。如前所述，西方出版的世界文學史有著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而在當今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各民族的交流頻繁，必須摒棄“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立場。每一位文學史家在編寫自己心目中的世界文學史時固然有自己的選擇和視角，但前提是必須尊重歷史。我們中國學者要推動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客觀記載文學史上流通甚廣并產生過較大影響的作家的作品。

　　其次，作為中國的世界文學研究者，重寫世界文學史要與已經出版的世界文學史書有所不同。不僅要在立場和視角方面不同于西方學者，而且要強調中國學者的主體性。我們承認在世界文學史上，歐洲作家確實有著獨特貢獻，但這些經典作家大多活躍于中世紀以后尤其是文藝復興以來的時段，而在此之前則很少有經典作家或作品流芳百世。相比之下，中國文學史上，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屈原，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陶淵明以及志怪小說，到了唐代，更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隱等著名詩人，宋代則有蘇軾、辛棄疾、柳永、李清照、陸游等優秀詞人。我們應該對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文學遺產感到自豪。當歐洲涌現出莎士比亞等一大批文化巨人，中國則出現了湯顯祖、曹雪芹等優秀作家。但令人遺憾的是，長期以來，由于翻譯的缺席或遲到，除了極少數漢學家外，西方廣大普通讀者很少能讀到他們的作品。我們應該正視歷史，在承認西方文學對世界文學的貢獻的同時，大力推介中國文學，使全世界的讀者看到，一部世界文學史既有西方作家的貢獻，又有東方作家的貢獻。這樣才能有效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藩籬，重現世界文學的本來面目。

　　最后，我們重寫世界文學史時，不僅要用自己的語言寫給中國讀者看，更要用其他的世界通用語言寫作，從而使得國外讀者也能讀到。這樣看來，重寫世界文學史確實任重而道遠。此外，我們今天重寫世界文學史，要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和更新。如數字人文就為我們提供了極大便利，“遠讀”方法可以梳理出一條清晰的世界文學發展脈絡，細讀作品并運用理論分析和審美判斷，從而較為客觀可靠地形成一部世界文學史。

　　《光明日報》（2025年01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