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獻忠（山東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代科舉考試用書與思想文化互動關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科舉制度確立后，逐漸發展成為我國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選拔制度，至明清達至鼎盛，它承載了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功能，因此一些學者將明清時期稱作科舉社會。一些研究認為科舉制度禁錮了士人思想、阻礙了中國向近代發展的歷史進程，甚至有觀點認為科舉考試內容“毫無實際意義”。其實，科舉制度有其時代性與局限性，但即便是明清科舉考試，題目也多與時務緊密關聯，涉及國家政治、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旨在考查士子的經世意識與能力，培養具有治理能力的后備官僚隊伍。對于科舉考試這一古代中國在制度文明上的重大創造，我們應全面考察與評價其歷史價值。

　　唐代科舉制度確立后，一直到明清，雖然具體的考試制度和考試內容有所變化，但是國家治理和時務方面的知識，始終在科舉考試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其中一個表現就是策問一直是科舉考試中最固定的科目。策是一種就當時政治、經濟或軍事問題闡發見解、向朝廷建言獻策的古老文體，早在漢代就已經創立。唐朝確立科舉制度后，策問就成為科舉考試的科目。到明清時期，科舉考試日趨規范化、程式化，鄉試、會試都是三場：首場七篇經義（其中四書義三篇，本經義四篇），又稱制義，俗稱八股文；第二場論一道，主要檢驗考生是否具備做官的基本條件；第三場策五道，主要考察經史和時務，故又稱經史時務策。殿試則只有一場，策一道。由此，策成為貫通鄉試、會試和殿試的唯一科目。除了策問旨在考察士人經世時務和治國理政的能力外，第二場的論也與時政相關，詔、誥、表、判考察的則是各種公文的寫作能力，因此也都與具體的政務有關。即使是首場的經義，很多時候也都或多或少地與時政相關聯。

　　但是，明中葉以后，由于首場的七篇經義文必須用八股格式，且在閱卷中出現了“重首場”的趨向，故有學者將科舉考試稱作“八股取士”，這說法一直沿用至今，甚至成為科舉制度的代名詞。誠然，隨著考生的增多，閱卷壓力逐漸增大，考官在閱卷時如果首場的經義文寫得差或者不符規范，就不再深究第二、三場的試卷，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考官在閱卷時，既要看第一場的八股文，也要看第二、三場的論、判、詔等和經史時務策，特別是第三場的經史時務策，有時甚至會成為是否被錄取的關鍵因素之一。

　　明清鄉、會試第二場的誥、判屬于公文性質，是官員在日常政務處理過程中都要用到的；詔也是一種特殊的公文，它是專用于皇帝布告臣民的一類特殊文書，一般由翰林院官員起草或代寫，因此也是相關官員必須具備的寫作技能，其內容更是與軍國大事密切相關；表則是官員向皇帝陳情言事的一種文體；論主要是從經史中出題，皆系關乎治國理政的思想和理念問題。

　　如前所述，鄉、會試第三場和殿試的經史時務策更與時政息息相關。策本身就是一種就時事向朝廷建言獻策的古老文體。朝廷之所以將這種文體納入科舉考試中，旨在引導士子關注時務，增強經世意識，從而鍛造其治國理政的能力。明清尤其是明中后期科舉考試中的策問，大多針對重要時政問題而設。明清兩代，治河與漕運始終是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大事，根據現存的明代《鄉試錄》《會試錄》統計，僅正德、嘉靖年間，以治河或漕運為議題的鄉、會試策問就有至少13道，具體內容涉及治河與保漕、治河與護陵、河運海運之爭、治河人才的選拔、漕河水利建設、河工徭役等。入清后，河患和漕運依然是困擾著清王朝的兩大問題，康熙帝非常重視治河，科舉考試策問中也經常出現此類試題，有學者統計，“康熙九年、二十一年都曾提到‘河患’與‘漕運’的問題。康熙三十年到三十九年連續四次策問都一再提到黃淮兩河的治理”（謝景芳、張會會：《清前期殿試策問與時政關系探論》，《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明清科舉考試制策中也常以軍事問題發問。嘉靖年間，特別是“壬寅宮變”后，皇帝怠政，“南倭北虜”交相困擾著朝廷，因此這一時期科舉考試的時務策中，頻頻就軍事問題發問，以至于以邊備為主題的策問幾乎每科會試都有，由此，科場與朝堂形成了互動。早在庚戌之變前，朝野就意識到了“北虜”問題的嚴重性，這在會試中也有所體現，嘉靖二十六年會試第四道制策直接就“北虜”之患問計考生。該策問指出西北疆事之重，申明收復河套的重要性，讓考生闡述如何解決“復套”中的軍費問題。該科第五道策問的主題亦事關“北虜”問題。除了“北虜”問題，女真和倭寇問題也不止一次地出現在嘉靖年間的科場策問中。科舉考試中頻頻出現軍事等重大議題，可以引發士子對時事的關注與對國計民生的思考。

　　萬歷援朝抗倭期間，隨著戰事的推進，糧餉供應等后勤補給問題愈發嚴重，加之士兵水土不服，缺醫少藥，各種復雜的因素促使明朝寄希望于對日談判，萬歷二十二年的福建鄉試就針對此問題發問，要求士子就和談問題闡述自己的看法。

　　在清代科舉考試尤其是殿試策問中，軍事問題所占比重尤其大，有學者統計，“從數量上看，涉及軍事類策問內容的殿試次數在不同的朝代比重雖有所增減，但總體達到三分之一強，在咸豐朝甚至高達80%”（王曉勇：《清代殿試軍事類策問研究》，《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咸豐年間殿試制策軍事議題的比例之所以如此之高，顯然與持續長達十四年的太平天國運動有關，這深刻體現了科舉與時政、時務的緊密關聯。

　　在明清科舉考試中，有時某科鄉、會試策問甚至會涉及整個時局。萬歷初年，神宗幼沖，為挽救明王朝危機，在內閣首輔張居正的主導下，明朝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這在當時的科舉考試策問中也有所呼應，如萬歷五年的會試，有四道策問都與張居正改革時期的政局直接相關。第一道策問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和“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作引申，再以漢唐“流涕太息”“十漸十思”等歷史典故鋪陳，然后就當下如何居安思危發問。第三道策問則是關于儒者與黃老、申韓之術的問題，題目本身有調和儒法之意，旨在考察士子對道體和治術的理解以及有無從權之心，是涉及治國理政的大問題。這兩道策問明顯是為張居正改革及其合法性制造輿論。第四道策問則是關于文風和士風的問題，與張居正整頓學校的改革政策高度契合。張居正曾于萬歷三年上《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提出了十八條整頓學校、裁抑生員的具體措施，并將其付諸改革實踐。第五道策問則是關于如何處理明朝與“夷狄”關系的問題，尤其就俺答封貢后如何從長遠解決北部邊患問題，請士子“揣度虜情，籌所以善后之畫”。這也與張居正時期的軍事改革密切相關。此外，風俗教化、吏治、災荒、屯田、馬政等議題也經常出現在科舉考試策問中。

　　不可否認，明清科舉考試首場的七篇經義要求獨尊程朱注疏，且隨著科舉考試的發展，至成化年間逐漸形成了嚴格的“八股”體式。但我們也應看到，儒家思想是傳統中國尤其是明清時期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首場的經義從四書五經中命題，其初衷旨在以儒家思想引導士子。因此，很大一部分經義題目都關乎儒家的治國理念。正統十年會試中的前兩道四書經義題目分別是：“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德為圣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龔延明主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上冊，寧波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頁）這兩道題目都旨在考察儒家以德治國的政治理念。除了儒家德政思想，還著力考察理想的君臣關系建構問題。成化二十三年的經義題便有“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上冊，第528頁），旨在讓考生闡發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君主在國家治理中的示范和導向作用。弘治十二年會試第二道四書經義題目為：“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上冊，第568頁）題目不僅反映了儒家“修齊治平”的治國理念，而且其中的“九經”更是儒家王道政治的體現。諸如此類的經義題目，士子在作文時也都基本上圍繞國家和社會治理闡發大義，這對于理想君臣關系的建構以及士子民本思想、責任意識和家國情懷的養成顯然是有所助益的。

　　明清科舉考試中，不少八股文題目與時事也存在著很大關聯。如前所述，明朝中后期，“南倭北虜”交相困擾，國家財政面臨嚴重危機，隆慶五年會試第一道四書經義題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這一問題的呼應，題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下冊，第581頁）該科的主考官為張居正和呂調陽，這一題目也反映了張居正對財政問題的關注。此外，士子在撰寫八股文時，雖然須“代圣賢口氣”闡發經書大義，但并非全然不能闡發自己的見解。“八股”文體的最后一部分“大結”就是讓士子獨抒己見。隆慶五年會試，鄧以贊就在上述第一篇四書文的“大結”中闡發了自己的觀點，獲得了考官的一致肯定。其中沈鯉批語曰：“經國大計，具見此文。”許國批語曰：“理財要務，不出此數言矣，佳士佳士。”王錫爵批曰：“務本節用，生財至計。此作發明親切，蓋嘗留心治道者。”主考官張居正亦曰：“篇末歸重節儉，是識時務者。”（《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下冊，第597頁）八股文亦并非全為空談，由此可見一斑。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科舉考試的內容始終局限在人文領域，未能隨時代發展而及時調整，進入近代，其廢止自然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