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書本里的絲綢之路】

　　為千年涼州史立言

　　武威銅奔馬馬陣 劉 忠

　　武威新貌 劉 忠

　　鄭炳林

　　《涼州通史》是由甘肅省政協、蘭州大學、武威市委市政府共同策劃，甘肅省政協文化文史資料和學習委員會、武威市政協統籌協調，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涼州文化研究院共同實施完成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涼州文化工程項目，旨在探究兩千年來涼州的歷史地位，梳理涼州的歷史脈絡。“涼州”在歷史發展中已成為“武威”的代稱，是歷史上河西走廊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也是中原王朝經略西北乃至西域的基地，更是中外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區域。我們通過貫通式梳理涼州歷史，展現涼州在不同時期的歷史面貌，將有力促進涼州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西漢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漢武帝派遣霍去病兩征河西，迫使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率部歸漢，金城河西至鹽澤（今羅布泊）“空無匈奴”，隨即河西被納入漢朝管轄范圍。西漢政府置武威等河西四郡，旨在隔斷羌胡，連通西域。此后，朝廷在武威構筑邊塞、興修水利、移民屯田、設置驛站。當時自長安出發的南、北兩條驛道總匯于武威，合為一路向西連接張掖、酒泉、敦煌諸郡通往西域，武威由此成為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必經之地。新莽時期，西域局勢惡化，焉耆起兵殺西域都護，王莽多次抽調武威等河西四郡精兵前往征伐。新莽覆滅，中原大亂，竇融率武威、金城等五郡保據一方，并派遣使者歸順東漢。東漢時期，武威郡承西漢之余脈，發揮其北接匈奴、西通西域的地緣優勢。尤其在長期與匈奴的戰和及百年羌亂中，武威的外交與軍事地位日益提高。東漢末興平元年（公元194年），在武威重置雍州，武威的軍政中心地位初步形成。經過悉心經營，商賈云集、“市日四合”，不僅是河西政治軍事重鎮，而且是對外交往交流的都會城市。

　　魏晉十六國時期是涼州發展的重要階段，曹魏置涼州以姑臧為治所，武威逐漸成為河西的政治中心。西晉咸寧年間（公元275年—280年），河西鮮卑禿發樹機能一度占領涼州，馬隆奉命出征，恢復了西晉在涼州的統治。西晉末年，涼州再度陷入混戰，逐漸淪為各個地方勢力角逐的戰場。

　　永寧元年（公元301年），張軌出任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拉開了張氏家族經營涼州的序幕。相對于涼州的穩定，中原先有“八王之亂”，后有“永嘉之亂”，大量中原地區的居民避亂涼州，將中原文化帶到武威，促進了武威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前涼、后涼和北涼政權，相繼以姑臧為都城。其中，前秦苻堅派遣呂光出征西域，呂光不僅完成了使命，還將龜茲樂帶回了姑臧，后逢淝水之戰苻堅失敗，呂光便在姑臧自立，建立了后涼政權。此后，龜茲樂與西晉的漢樂在涼州融匯形成西涼樂，成為隋唐燕樂的重要來源之一。北涼依托武威，在與西涼、南涼的角逐中成功取得河西地區的控制權，武威地區社會文化得到進一步發展。五涼時期的武威文教事業蒸蒸日上，呈現出“承前啟后，繼絕扶衰”的態勢，既保存了中原文明精髓，又吸納了游牧與西域文化，最終通過北魏統一重新注入中華文明主流，成為“多元一體”格局的典型樣本。

　　另外，涼州是佛教東傳的重要節點，天梯山石窟的興造、鳩摩羅什在河西的授課、涼州官寺的修建，無不體現出佛教在當地的深遠影響。北魏滅北涼，北魏太武帝遷徙涼州三萬余戶于平城，動搖了涼州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基礎，涼州從割據政權的都城變成地方重鎮，但是對北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北魏先后設涼州鎮、涼州，穩固統治秩序。西魏于武威分置西涼州，北周置涼州總管府，隨著中原北方局勢的穩定及絲綢之路的繁榮，涼州經濟得以昌盛發展，其在西北地區的政治地位與文化影響力再度上升，發揮著“上承漢魏、下啟隋唐”的關鍵作用。

　　隋文帝繼承北周置涼州總管府，統轄涼、甘、瓜等州，涼州成為隋朝治理河西的核心。隋煬帝改涼州為武威郡。大業五年（公元609年），隋煬帝西巡至張掖，張掖成為隋經營西域的政治重鎮和國際商貿都會，涼州的地位有所下降。唐初置涼州都督府，是管理河西諸郡軍政事務的重要機構。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置河西節度使，治所武威郡，管轄河西諸郡的政治軍事諸務，而涼州境內的赤水、大斗、建康等軍及張掖、白亭等守捉的設立，構建起保障絲路暢通的軍事屏障。魏晉以來生活在涼州的粟特人部落影響了整個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唐朝長安地區的粟特人多數來自涼州地區，唐初收復涼州就是依靠當地粟特人安氏的力量。彼時唐朝的西部強鄰吐蕃，自貞觀八年（公元634年）遣使朝貢以來，與唐在河隴、西域一帶始終有所爭奪。涼州作為唐蕃爭奪的重點區域之一，很多戰事即發生于此，如唐前期著名的洪源谷大戰，其戰場就在天梯山石窟南邊；發生于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的唐蕃大戰正是以河西節度使管轄區域為中心展開。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唐廷緊急抽調大批河隴駐軍赴中原平叛，致使涼州一帶的防御力量突然空虛，吐蕃遂得以乘虛而入，于廣德二年（公元764年）攻陷涼州，并在此設置涼州節度衙。節度衙內部有以茹本、乞利本、節兒、千戶長等組成的職官體系，以及以大、中、小防御使為主構筑的城鎮警備系統。通過這種軍政合一的管理機構，吐蕃實現了對涼州地區長達近百年的統治。會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的末代贊普朗達瑪因滅佛招致殺身之禍，吐蕃國內陷入混亂，其在河西一帶的統治隨之松動，為誓心歸國的敦煌豪族張議潮提供了契機。張議潮首先收復瓜沙二州，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收復涼州，恢復涼州節度使建置，涼州屬歸義軍管轄，歸義軍政權形成東至靈武、西到伊吾的疆域范圍。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張議潮歸闕，涼州很快就被唐廷接管。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唐王朝改河西都防御轄區為涼、甘、肅三州。天祐三年（公元906年）唐朝滅亡，其在河西的統治隨之瓦解。

　　五代時期涼州為諸種勢力盤踞，控制著中原與河西之間交流往來的通道，名義上仍歸屬于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等割據政權，中原政權雖以涇原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設置涼州留后等方式實施行政管轄，但實際影響力非常有限。

　　北宋建立后，經河西而西行的僧人逐漸增多，客觀上展現出絲綢之路的暢通。此時的涼州為六谷蕃部所控制，他們通過朝貢等方式，不斷加強與宋朝之間的交往。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殿直丁惟清被朝廷任命為知西涼州事，涼州地區名義上獲得宋朝的管轄，該區域形成“蕃漢共治”的局面。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李元昊率兵攻取甘州和涼州，黨項勢力開始掌控涼州，開啟了涼州的西夏時代。涼州升級為區域核心，憑借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共同塑造了涼州作為絲路樞紐、佛教圣地與多民族交匯之地的獨特身份。

　　元代的涼州，其行政建置呈現出“軍事控制—宗王出鎮—行省統轄”的階段性演進特征。闊端依托涼州東連關中、西接西域、南控吐蕃的地緣優勢，構建以王府為核心的統治網絡，完善驛站體系，使涼州成為西北邊疆的政治與文化輻射中心。蒙哥汗時期，通過“削藩限權”壓縮闊端系宗王的權力范圍。元世祖時期，設立永昌府，標志著涼州被正式納入“行省—路—府—州”的層級化行政體系。經濟上依托軍民屯田、驛站制度等推動農業、畜牧業與絲路商貿的發展，涼州重新成為東西物資流通的樞紐。民族與文化方面呈現出多元共生的特點，通過宗教與制度雙重機制推動，促進了語言、習俗、藝術的相互融合，共同塑造出開放包容的社會文化生態。

　　明代涼州是西北邊防的戰略要地，自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至正統三年（公元1438年），明代在涼州地區先后設置了涼州衛、永昌衛、鎮番衛、古浪守御千戶所等三衛一所，扼守河西走廊東部門戶，成為維護河西穩定的重要基地。軍事層面，明代在涼州地區逐步修筑軍事設施，逐漸構筑了以長城為代表的城、堡、寨、關一體化邊防體系。經濟層面，由于元末戰爭的影響，涼州地區人口稀少、田野荒蕪，實施移民實邊、發展屯田、建設驛傳體系以保障軍隊后勤，始終是明代在涼州地區的重要任務。文化層面，明代逐漸構建起國家正祀體系，使得涼州在多民族聚居的基礎上，形成了以中原文化為主導、多民族文化和諧共存的格局。

　　清代涼州轄區廣闊，是“甘肅咽喉，通省關鍵”。甘肅西路驛道穿過涼州境內，是內地與新疆政治、經濟、軍事往來的通道。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設立涼州府，治武威縣，領五縣一廳：武威、鎮番、永昌、古浪、平番等縣及莊浪廳。乾隆初年，設立涼州將軍、莊浪副都統，修筑涼州、莊浪滿城，駐扎八旗兵，同時駐扎涼州鎮綠營兵，后裁撤涼州將軍，設涼州專城副都統。

　　清代涼州人口增長較快，水利設施和水利制度完善，農牧業及商業獲得較快發展，儒學教育成效顯著。清代涼州在平定青海、統一新疆、管理西藏事務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清廷穩定邊疆、建設邊疆的重要依托。涼州在平定歷次甘、青、寧、新地區錯綜復雜的戰亂中發揮了軍鎮和“砥柱”的作用，維護了清朝西北地區的統一局面，見證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史和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涼州通史》，鄭炳林主編，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本文為該書總序，有刪節，標題系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