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再解謎 建立起漫長歲月的文化序列

　　原標題：三星堆考古再解謎 建立起漫長歲月的文化序列

　　眼部有彩繪的銅頭像、華麗的金面具、精美的牙雕、青銅神樹……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發(fā)現與研究成果近日發(fā)布。

　　曾于1986年進行搶救性發(fā)掘的三星堆遺址，此次實現了科學性考古、多團隊合作、多學科融合的新嘗試，豐富了人們對三星堆遺址及其文化的認知。

　　20日，四川省成都市召開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工作進展會上，通報了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發(fā)現與研究成果。此次三星堆遺址考古新發(fā)現是否可以解決一些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謎題？

　　更清晰了解祭祀區(qū)的空間格局

　　1986年，三星堆遺址1號坑與2號坑完成搶救性發(fā)掘，本著“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原則，考古工作者很快對遺址實行了最大程度的保護。之后考古工作者一直在研究兩個坑的資料，文物修復、籌建博物館等相關工作也在同步進行。除了祭祀坑，三星堆遺址發(fā)掘的城址、墓葬都有待進一步研究。為此，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與四川省組織實施的“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重啟三星堆遺址的全面勘探和重點發(fā)掘。

　　據介紹，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三星堆遺址新發(fā)現6座“祭祀坑”，現已出土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精美牙雕殘件等重要文物500余件。跟1986年發(fā)掘的1、2號坑相比，6座“祭祀坑”的形制與方向相似，出土文物類似。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介紹，此次新發(fā)現的6個器物坑與1986年發(fā)掘的兩個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墻與南城墻之間的三星堆臺地東部，周圍還分布著與祭祀活動有關的圓形小坑、矩形溝槽和大型溝槽式建筑。這意味著過去根據兩個坑的出土文物及相關考古所形成的觀點都要接受新的檢驗與挑戰(zhàn)。

　　參與3號坑發(fā)掘的上海大學教授徐堅介紹，1、2號坑發(fā)掘了大量前所未見的青銅器、金器和玉石器，改寫了人們對中國早期文明格局和特色的認識，但兩座器物坑也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謎。此次發(fā)掘的3號坑內，器物的豐富程度不亞于2號坑，但是在器類、器形和組合上又獨具特色，說明器物坑不是特殊事件的結果，三星堆的儀式活動持久而多元。

　　北京大學教授孫華認為，和30多年前的發(fā)掘相比，此次發(fā)掘不再僅僅滿足于靜態(tài)意義上的文物，而是利用種種技術手段和理論模型，動態(tài)復原埋藏過程，從而能夠對祭祀區(qū)的空間格局有清晰了解。

　　加深對成都平原與其周邊文化關系的認知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認為，這次新發(fā)現將豐富和深化我們對三星堆文化的認識，有助于加深我們對于成都平原與其周邊地區(qū)文化關系的認知，有助于解決學界對三星堆文化以及“祭祀坑”性質、文化內涵、斷代研究等關鍵性的問題。

　　此次發(fā)掘中，3號坑出土了眼部有彩繪的銅頭像、巨大的青銅面具、頂尊跪坐人像、青銅神樹等青銅器，尤其引人注目。此次還出土了百余根象牙，其中一部分被火燒過，多數與青銅器、玉器一起埋葬。

　　中國絲綢博物館研究員周暘介紹，考古團隊在4號坑的灰燼層面和3號坑的青銅器表面都發(fā)現了絲綢的遺跡，“最高級的絲綢用于祭祀，此次在三星堆‘祭祀坑’里發(fā)現絲綢，說明絲綢一開始并非用于制作日常衣物，而是用在隆重場合。出土的青銅神樹上面有桑樹，青銅兵器上可以看到蠶紋，一些青銅壺上也有采桑圖，這一切都支持了在三星堆發(fā)現絲綢的合理性。”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施勁松說：“一個遺址的祭祀區(qū)不是孤立存在的，生產這些器物的作坊在哪，器物在掩埋前是否正常使用，資源與技術是如何掌握的……此次新發(fā)現的器物坑，使我們有可能對整片區(qū)域的相關研究重新思考。”

　　武漢大學教授張昌平是青銅器研究專家，他認為：“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文物，體現了三個層面的文化。一是以青銅面具、青銅神樹為代表的本地特征；二是以玉戈、牙璋等為代表的夏商文化的影響；三是三星堆在吸收中原青銅技術的同時進行自我創(chuàng)新，比如器形是中原的尊、罍，但風格裝飾明顯與長江中下游有密切聯(lián)系。文化上的認同可以突破距離的限制，文化傳播、交流的路線需要進一步研究。”

　　這些年，考古學家一直在對三星堆城址、墓葬進行勘探，找到了比三星堆文化更早的桂圓橋文化和寶墩文化，也找到了晚于三星堆的十二橋文化，建立起這片區(qū)域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漫長歲月的文化序列。

　　建立考古艙、多學科合作，實現考古新嘗試

　　精美文物的發(fā)掘不能脫離考古的第一現場。全面記錄考古發(fā)現的第一現場，科學采集每一種樣本，盡可能地避免干擾或者污染第一現場，決定了考古的學術價值與考古成果的科學性。這也是此次考古發(fā)掘中建立考古艙的意義所在。

　　雷雨介紹，與1986年相比，此次考古是把先進的實驗室等搬到田野考古現場的新嘗試，具有里程碑意義。恒溫恒濕的考古大棚、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統(tǒng)、文物應急保護平臺、可以遠程傳輸數據的專家會診室、考古工作全程記錄系統(tǒng)、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統(tǒng)、工作視頻記錄系統(tǒng)……技術保障使得發(fā)掘與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成為可能。

　　考古艙中設立了有機質文物應急保護室，配備了低溫保濕柜、生物低溫采樣箱等設備，可對出土的角骨蚌牙、紡織品、漆木器開展應急保護。在5號坑采集的象牙樣本要接受記錄檢測和掃描，在放大鏡下能夠看清美麗的回形紋飾。還設立了無機質文物應急保護室，配有離子色譜、整體提取設備，可對出土金器、青銅器、玉石器和陶器進行應急保護。

　　20世紀80年代至今，考古工作者陸續(xù)發(fā)現三星堆古城、月亮灣小城、倉包包小城、青關山大型建筑基址、仁勝村墓地等重要遺跡，不斷明確三星堆遺址分布范圍、結構布局。宋新潮說：“‘考古中國’重大項目一直強調集中優(yōu)勢力量攻關重大問題，30多年間，學界對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從未停止，也提出很多疑問、展開很多討論。如今，我們對于成都平原的歷史了解得比過去清楚，學術準備和技術準備很充分，多學科合作能夠組織起來，我們也歡迎國外考古人來加入，共同研究充滿挑戰(zhàn)又隨時會給我們帶來驚喜的三星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