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 賽

　　在中國傳統(tǒng)繪畫中，服飾從來不只是人物的陪襯。當交領右衽的儒雅在絹帛上定格，當裙裾褶痕的韻律被筆墨捕捉，這些沉睡在絹素之上的文化密碼，便在濃淡筆墨間舒展衣冠上國的美學信仰，于時空經(jīng)緯中編織永不褪色的文明圖譜。時至今日，我們依然能從褪色的絹帛上，觸摸到那個“衣冠王國”的溫度與靈魂。

　　《禮記》言：“禮儀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當我們將目光投向先民的衣冠世界，會發(fā)現(xiàn)服飾從最初的蔽體之物，逐漸演變?yōu)槎Y制與哲學的顯性載體。戰(zhàn)國楚地的《人物御龍圖》帛畫中，巫師頭戴切云冠，身著寬博深衣，衣裾上的升龍紋隨龍舟破浪；朱砂與石青的碰撞間，巫覡溝通天地的神圣使命，化作衣紋里的“一波三折”；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T形帛畫中，辛追身著曲裾深衣，衣緣繡滿茱萸紋與云氣紋，寬達三尺的衣袖如翼舒展。

　　顧愷之《洛神賦圖》里的“高髻危冠”最堪玩味：曹植的籠冠用細筆勾勒出經(jīng)緯結構，冠帶在風中飄成優(yōu)美的弧線，與洛神“華桂飛髾”的仙衣形成人間與仙境的呼應。衣紋“春蠶吐絲”般的韻律，暗合《周易》“變通配四時”的哲學，讓服飾成為天地人三才的物質載體。這些凝固在畫像石、帛畫、絹布上的衣袂褶痕，正是“正容體”的視覺注腳，訴說著“禮”如何通過衣冠塑造身體的文明秩序。

　　唐代的服章之盛在周昉的《簪花仕女圖》中綻放極致：斜領大袖紗衫如蟬翼覆體，透映出豐腴體態(tài)的柔美曲線；高髻簪花、蛾眉朱唇的妝飾與寬博飄逸的衣袂，構建起唐代貴胄女子“綺羅纖縷見肌膚”的審美范式。

　　北宋和南宋時期仕女圖的服章書寫，隨題材轉向市井而呈現(xiàn)實用化轉向：牟益的《搗衣圖》中婦女的窄袖襦裙、梁楷的《親蠶圖》里織女的素色布衫，取代了唐代的紗羅大袖，衣長縮短至膝踝，袖型收窄便于勞作，裙裾去除繁復紋飾，僅以素色或簡淡折枝紋點綴。即便描繪富家女子，亦多著交領對襟褙子，衣身窄小貼合身形，腰間系帶強調曲線，一改唐服的張揚外放，形成“窄袖瘦身、輕裾便捷”的新范式——這種服章變革，既是宋代市井生活對服飾功能性的需求，更暗合程朱理學影響下“斂身守禮”的審美轉向，使服飾從貴族的身體裝飾，變?yōu)槊耖g倫理的物質載體。

　　元、明、清三代的服飾雖各有差異，但不變的是對“秩序之美”的追尋。《元世祖出獵圖》中，忽必烈的白色金錦袍上，纏枝蓮紋與回回錦的聯(lián)珠紋相映成趣，金絲在石青底色上織就“江山萬代”的隱喻；明代唐寅的《王蜀宮妓圖》里，女子的“三白妝”搭配“比甲”短衣與馬面裙，上緊下寬的剪裁既合江南仕女的纖巧，又暗合《明會典》“士庶服飾毋得僭越”的規(guī)訓；清代的宮廷繪畫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官員的石青補服與皇帝的明黃龍袍，在湖光山色間構成“黃為尊、青為貴”的色彩秩序。

　　從古代的絹帛丹青到當代的人工智能，跨媒介與多模態(tài)打通了不同藝術形式的邊界，藝術領域正以新的筆墨續(xù)寫服章傳奇。比如，今年在張家灣時尚繽紛節(jié)系列活動中舉辦的2025北京服裝學院本科畢業(yè)作品展，就集中展示了北京服裝學院學生在以服裝為主體的相關領域中的智慧創(chuàng)新、積極探索，運用多樣技術手段展現(xiàn)了新時代畫卷中的服章之美。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服飾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文化符號，更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傳統(tǒng)服飾文化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需要更多的藝術從業(yè)者堅持中國本位，立足當代實踐，促進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當代社會之間的多元對話，在深入理解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的基礎之上創(chuàng)作出傳承發(fā)展中華禮制文明與服飾文化的繪畫作品，再現(xiàn)“禮儀之大，服章之美”的華夏樂章。